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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之孙袁家诚:六次参加高考均被拒绝录取

读史知今 2020-02-24 1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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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之孙袁家诚,袁克坚之子


袁世凯以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近百年来历程。吃着总统遗产长大的后辈,借助祖父声望逢凶化吉比较容易,但要如何背负其罪名却很难。外面的世界因此可怕,他们中有人为自己筑起一面墙。


图腾式的存在


1990年,54岁的袁家诚想去美国探亲,那将是他第一次出国。签证官怀疑他有移民倾向而拒签。几天后,他带去一沓照片放到签证官面前:这是我祖父袁世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我们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袁家诚说,“我不会去做你们的二等公民。”于是顺利通过。


在离世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祖父一直以一种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后人,在早年这种影响往往是一种庇护作用,让他们逢凶化吉。1937年,也就是袁家诚出生前一年,日本占领天津城。他二伯家的表哥袁家楫看着家里人把祖父的大照片搬到门口,街上的日本兵便不再入户检查。


实际上他们都从未见过祖父。在他们出生前多年,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在举国谩骂中忧愤而死。“如果他早死一年,那就是功德圆满。”袁家诚说,祖父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彻底毁了他一世英名。


言下之意,袁家本不该是现在这般模样。袁世凯留下10房32个子女,他们生活无忧,吃了一辈子家产。袁家诚父亲是十子袁克坚,他21岁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当过一阵子英文秘书,一辈子就没工作过。袁家楫之父——二子袁克文更是一代文人雅士,妻妾成群,生活放荡不羁,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袁家楫生母于佩文同样是位不羁的女子。在生下袁家楫后不久她便离家出走,消隐于江湖。袁家楫长到三岁,父亲去世。他变成了一个无父母照料的可怜孩子。


养母是正房太太刘梅真,待他不好。连下人也瞧不起他,欺负他。出门五六天不着家也无人问津。大哥大嫂抽鸦片,一大早就差他去买。耽误了上学,他就上戏馆看京戏。老板好奇:你这小孩怎么不上学?哦,你是袁家的,那进来吧。以后常过来,不用买票。


袁家诚老实,袁家楫调皮。同为家字辈的堂兄弟,他们相识却是多年以后。在天津道13号,在各自的深宅大院里他们深居简出,默默消磨着他们的童年。那些锦衣玉食的时光在记忆里已经变得模糊,事实上,贵族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反倒是历史课上关于袁世凯的章节,尴尬纠缠着所有袁家子弟的学生生涯。从小学到高中,每次上到这一课,袁家诚都如坐针毡。他不敢抬头,怕碰到同学异样的目光。


袁家楫不爱学习,却最喜欢上故事会般的历史课。偏偏到了“野心家袁某人”这节,也感到万分难堪。碰巧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和曹锟的孙子都与他同班。两人小心地朝交头接耳的同学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议论了。


军阀后代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们是一辈子的好哥们。但他们的话题从未谈及祖辈间的恩怨。


见日本人就打


袁家诚周游列国,却不入日本。他不用日货,说三月的那场地震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跟祖父一样,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祸害。当初日本以开战逼迫中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以一套中国式太极应对,并致使该条约最终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事后袁对众人说:经此大难,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亡国之危果然在他死后二十年降临。日本人打进来,所有的学校都要开日语课。母亲给袁家诚请来家庭教师,这样就不用去学校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在教会学校上学的袁家楫则没那么幸运。他讨厌日文课。跟所有顽皮的孩子一样,他的乐趣全在捉弄日语老师上。课堂上他哇哇大叫,把板擦放在门框上,老师推门,砸一身粉笔灰。又在讲台上设计小把戏,害老师摔个大马哈。


一些反日的同学开始失踪。教堂里的神父找到袁家楫姐姐,让袁家楫赶紧离开天津,他已经上了日本宪兵队的抓捕名单。


那时他15岁。学看来是上不成了,不过本来他兴趣也不大。他去山东威海,考上汪伪海军第七期,入了水兵科。分到刘公岛海军司令部当门卫,后来又被派到龙口。天一暖和,他就想回家。有天,一个翻译官的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自告奋勇替他去修。于是骑车溜出了龙口。


他听见身后追兵的枪声,一个叫王护刚的人把他藏在海边沙滩上。第二天,王让他跟着一帮生意人,自行车骑了一礼拜,绕着伪军关卡的小路走。从黄县出来,到叶县,到招远,到平度,到南村。南村有火车,便就地把自行车卖给生意人,洗澡换了身农民的衣服,趁夜色跳上开往天津的火车。


姐姐让他继续回学校念书。但他在部队待野了,坐在课堂里已然心猿意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跟姐夫侄子段大全跑到日租界,见日本人就打。


 袁克坚长子袁家禧,1964年自杀


外面的世界


日本投降了,宪兵队的大黑狗却舍不得走,趴在袁家诚家门口啪啪掉眼泪。八年光景,它跟这里已经处出感情来了。八年抗战下来,这场景袁家诚记得最清楚。


他可以入学了,插班考进四年级。从小学到高中,功课门门优秀。现在,所有的成绩单都在他那里保存完好。外人来做客,跟他聊起往事,他便高兴地拿出那些半世纪前泛黄的、字迹隽秀的成绩单和学费减免证明。


他总是感伤地说:“如果我碰上好机会,我也许也会像家骝表哥那样优秀,像他那样读个博士,可惜。”


袁家骝算是“家”字辈里名声最大的人物。1973年周恩来接见他时说:你们袁家,你祖父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袁克文是文学家,你是物理学家。


袁家诚有个哥哥袁家禧,中学时便跟地下党人厮混。有天回家,袁家禧把家里的《三国志》、《红楼梦》、《西厢记》一把火烧掉。袁家诚看着心疼极了,那是他写作文的法宝。


袁家禧烧完书,跪到父亲袁克坚面前:“爸爸,你出来工作吧!你英文那么好,出去教教书多好!”


站在一旁的袁家诚被哥哥感动了,跟着说:“爸爸你也该觉悟了吧?不能再坚持你那一套了。”


袁克坚默然。他“那一套”,就是不工作。工作就得开会,开会就要对他那“窃国大盗”的父亲表态。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要跟众人一起骂他父亲是卖国贼么?袁克坚绝对办不到。他依然在家弹琴,与诗友唱和,继续当他的雅士。


袁克坚1960年病逝,时年56岁。袁家诚很久后才明白,父亲比他的孩子们更害怕外面的世界。


袁家禧很快成为家族里最红的人。他中学毕业就被介绍到军校学习,后正式参军入伍。朝鲜战争爆发,他给袁家诚写了封信:小弟我爱你,但我更爱朝鲜的小弟弟们,我们要为他们保卫祖国。


因为胃病,袁家禧没去成朝鲜。他被分配到天津电线厂工作。在那里他延续了军队的雷厉风行,在一次抗洪抢险中他表现出色,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袁家禧被推荐到北京矿业学院带薪上学。


又红又专的袁家禧在大学里遭遇了困惑。体育课上,老师和学生合伙作弊。他看不惯,向学校举报。班上有人想整他,拿他出身说事,说他是“右倾”。袁家禧害怕了,一天晚上他带上一瓶汽油跑到党委办公室,他点着了左臂,表明自己对党绝无二心。


但那晚办公室无人值班。他严重烧伤,在精神病的质疑中被迫退学。回到天津,没有工厂愿意收留他。仗着另一只胳膊,他四处找零工。他依旧卖力工作,替人烧锅炉,给街道当小工,帮文史馆抄资料。但他总觉得周围的人们对他戳戳点点,最后他幻听了,在哪里都听到有人在骂他。


1964年,不堪重负的袁家禧在绝望中跳入海河。时年34岁,终身未婚。


袁家诚继续在班上当第一名。1957年高考前夕,填写报考档案。在家庭出身一栏,他有些犹豫:父亲从未工作过,总不能写无业吧?那就写祖父好了。


他端端正正写下“北洋军阀”四个字。家庭海外关系里,他把去台湾的、美国的亲戚列了个遍。“我觉得应该对党无限忠诚。”他自信满满,准备过完这最后一关,好好上大学,然后按部就班出国留学,和家骝表哥一样。


高考后,他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说: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不服气,又一口气连考了五年。功课已经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看着那些他辅导的同学一个个都上了大学,他却收来五张形状各异的“未被录取通知书”。一个在他就读高中教书的表哥说,你坏就坏在那张履历表上。谁敢录取有那么多海外关系、北洋军阀的后代?


他肠子都悔青了。不愿再跟误了前途的家族有关系,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袁杰。


“袁家到我们这一代是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的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大半辈子。”他说。


 袁世凯之孙袁家楫,袁克文之子


曾经的舞林高手


自从两年前检查出脊椎骨出了点毛病,袁家楫就很少出门了。他有一套进口的立体音响,和一间与之匹配的大客厅。闲得发闷时他打开音响,听听爵士乐。有时放到IN THE MOOD,和着让人心旌摇荡的旋律,84岁的袁家楫也忍不住要抖抖腿,“听着就腿痒痒。”


60年前,他是天津卫赫赫有名的舞林高手。


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接管天津,包括袁家楫在内的曾在刘公岛受训的学员被收编到中央海军训练团。他被分到美珍号登陆艇。在那里,袁家楫跟着美国大兵们学会了恰恰、伦巴,还有各种爵士舞。


美珍号在南京和台北间担负着国民党撤退大陆的运输任务。1949年9月,袁家楫被调往中胜舰。副舰长黄某是他二哥袁家彰的朋友,将他升为少尉。


见到台湾的第一眼,他就不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岛度过余生。在基隆港,他看见惶恐的随军家属就住在码头上。有人家在房檐底下搭个铺,天黑了就睡地上。都到这地步,蒋介石看来是没希望了,他想。


他跟几个走私货品的人打了一架。对方有点军方背景,找到中胜舰,要舰长交人。黄某把他藏在锚舱里,因此逃过一劫。不久,中胜舰接到新任务去海南岛,把那里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送往马祖岛。中途他们经过香港,要顺便采购一些物品带回台湾。


他当即请求参加此次任务。舰长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


在香港一上岸,他借口买烟,四下张望。一辆路边的电车缓缓启动,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他自由了。


十一叔袁克安住在铜锣湾华泰公寓,在台湾时他就从一个堂姐那里打听清楚了。不巧,没过几天袁克安就跟着陈纳德去美国工作了。他去投靠舅舅,在那里吃饭。但舅妈给他白眼看,一见他去,也不做什么好吃的。总不能老这么挨着白眼,他得找个工作。


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来信了,他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告诉袁家楫可以来美国工作,但袁家楫认为自己跟美国大兵学的那几句骂人话,在美国恐怕混不下去。不久十一叔也来信,答应介绍他去国泰航空公司当一个打字员。


但十一叔久久不回,打字的工作就难以落实。他又想回天津了,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有麻烦。那时的香港鱼龙混杂,国民党中统特务和中共地下党都在此地打情报战和舆论战。共产党贴完标语,前脚走,国民党人后脚就跟过来把他们的标语贴在上面。


半年过去了,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上一艘从天津开来的“湖北轮”。船上的人说,天津现在好得很,你们袁家人什么事也没有,一样找工作。见袁家楫还有些犹豫,那船员便说:“你要是在天津不愿意待,还可以再回香港嘛。”他动心了。几天后,他带上行李登上“湖北轮”。


1950年5月25日,船到天津。那船员先下船与码头的公安耳语了几句。公安给袁家楫的行李都用粉笔写上一个免字,意思是不用检查了。没想到这位也是地下党啊,袁家楫想,敢情自己糊里糊涂地就被统战了。


那船员领他到市公安局一处二科做笔录。从威海汪伪海军,到中胜舰,再到香港半年,一连交待了好几天。最后发给他一张表格,抬头是“天津市公安人员工作登记表”,他寻思道,哦,折腾半天原来是要让我当警察啊。填完表交上三张照片,对方让他回家等消息。


等待遥遥无期,老朋友们找上门来,让他教他们跳那些好看的洋舞。在一次跳舞比赛中,他竟拿了第一名。他出名了,成了天津欢场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在英租界马场道有名的维克多力,只要袁家楫一进门,钢琴手就会改换曲目弹起IN THE MOOD,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袁家楫来了。


有次朋友结婚,他包下维克多力给他们办了个舞会PARTY,众人撺掇他与新娘共舞。一曲舞罢,围观的洋人也热烈鼓掌。袁家楫得意洋洋给崇拜者签名。从二楼下来一个陌生人,带着两个女人。这人来到他面前稍稍欠身道:袁先生,我给您介绍两位朋友,她们很欣赏您。


“大家都是朋友,”还没等对方说完话,袁家楫便随口应和道,“都一块坐吧,一块玩!”他其实心里想的是,我那么多女朋友,哪顾得上你是谁。


那次聚会后,三个陌生人再未露面。一个朋友告诫他说:“家楫,你要小心啊。别再这么玩了,你太出风头啦!”


朋友们偶尔也问他:家楫,你工作到底定在哪啊?他就会说:在公安局表都填过了,就等通知上班了!


1951年4月,在从香港回津快一年的时候,全国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宣布了三项罪名:反革命、冒充公安人员、造谣。判刑三年。


 袁家诚六七岁时和姐姐袁家文合影


劳动群众的一分子


当“家”字辈长大成人,袁家的祖产已经被上辈吃得所剩无几。


他们的父辈心安理得享受总统遗产之时,并非完全不为儿孙考虑。每个门户手上都有几十间房,凭收租金也能过活。袁家诚记得,母亲曾经劝父亲带他们全家去美国,但父亲舍不得走。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前半截,他们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生活却鲜受影响。对他们而言,政权的更迭无非只是城头变幻的旗帜,生活还得继续。


1949年到来,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南迁。“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诚说。


到1955年左右,家诚发现家里的境况已经很糟糕了。家里摆着的各种古董、黄马褂都一件件地没了。祖上分家时分到的40间房,已经只剩16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算不算剥削阶级?袁家诚一想,都问到头上来了,那就交公吧。对方说你想放弃是吧?可以,还得写个申请书,宣布自愿放弃所有权。后来到“文革”,袁家诚就万分庆幸这决定:留着这些破房,不被打成资本家才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楫都从贵族公子哥,变成劳动群众的一分子。袁家诚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边劳动边到工人夜校当教员。后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他报了两个夜大,一个学外语,一个学医学。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内蒙古一所公社医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医院要抽派一个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影响生育,于是成全了袁家诚,他成了专家。


袁家后人境遇的改善,多少与袁家骝1973年回国有点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在天津的袁世凯后裔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诚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医院的副院长,正是他当年辅导考上大学的同学。副院长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袁家诚今年七十三岁,仍习惯一个人开车。他爱开快车,“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落在人家后面,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他把自己的遗憾化为教育子女的严厉——他为儿子专设了一个本子,每天请老师签下放学时间。他要求儿子15分钟必须到家,不许在路上跟别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来,响动惊动四邻,听者无不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他说,“咱们这么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沦在社会底层。”


孩子们倒也争气。儿子现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做英语翻译。


袁家楫三年刑满,作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统所辖工厂工作。在之后二十年,他种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打包种种重体力活儿,倒炼成了一身野蛮体魄。他接连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上大红花接受群众的鼓掌。那掌声如他在维克多力夺冠时一般热烈,只是台下的红男绿女换成了工农兵,无人知晓那就是当年名满津门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东方宾馆住了一礼拜。最后一天,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顺德饭店宴请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楫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么要求没有?”


袁家楫喉头一哽,过许久慢慢说道:“我今年五十岁,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给我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车修理六厂。在五十岁这年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会上他见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锟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孙段昌岱、冯国璋之孙冯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儿一起去台湾旅游,最后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点上码头闲逛,哎,这个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咸湿的海风打在脸上。那会儿这边是卖凉席的,那边就是卖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带兵跑步。一圈跑完回来,码头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动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紧不慢地回到“中胜舰”吃早点。


袁家楫一个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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