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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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传新韵  中华唱大风 

——’96台湾华裔音乐家学术研讨会     

（接上期）

三、盛世忧思 

百年沧桑的回顾，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华夏音乐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已超过了本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中国音乐家在国际乐坛上创造的优异成绩，也使他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一个个华人的姓名被写进了高水准的国际音乐大赛的记录；一座座被公认是音乐殿堂的神圣舞台上，首次响起了华人音乐家的歌声和琴韵——这是几代中国音乐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啊，如今终于变成现实，这一切怎不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令人怦然心动令人感极而泣下……

然而，当人们从鲜花与掌声中逐渐清醒，一些有识之士却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困惑与忧虑之中……    

当今的乐坛，“欧洲中心论”依然主宰着世界音乐的主流。中国音乐的所有成功，都是以皈依（或曰服从）西方音乐的价值准则、美学标准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西方获得的成功越大，他们距离东方的、本土的音乐价值准则就可能越远。而就中国本土音乐创作与演出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君不见，众多的华人乐团（无论海内外）整天演奏着西方人的乐曲，而对中国的音乐却不屑一顾；君不见，连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民乐，都在尝试依照西方交响乐队的编制重新排列组合，并以能改编演奏比才的《卡门序曲》或穆索尔斯基的《图画音乐会》为皈依……

侯军在研讨会上发言。

陈澄雄。网络资料图片

陈澄雄，这位毕业于音乐之都奥地利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对西乐有着深厚造诣的指挥家，同时又是一位曾作过七年民乐团团长、对中国音乐有着深刻领悟的民乐专家。这种特殊的经历给了他特殊的视角，使他有可能在五音乱耳的嘈杂声中，洞若观火，高屋建瓴，一次次地发出震聋发聩的警世之言。

他说：“我以为，现在中国的交响乐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中国的艺术精神缺乏研究，甚至缺乏了解。比如指挥，我们的指挥大部分要到国外去学习，既使在国内，学的也是西方的那套理论。从台北到北京，有几个交响乐团指挥真正懂得中国的东西？结果就造成一个怪现象：许多中国的指挥家，不会、不敢、也不情愿指挥中国的乐曲。他们指挥西乐如鱼得水，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全行；可是一遇到中国音乐就不知所措。这能算中国音乐家吗？”

他说：“中国的音乐人才，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和训练，耳朵也训练得只会听西方音乐，而不会听我们老祖宗的音乐了。他听老祖宗的旋律，也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就说不准，其实是他的耳朵不灵了。我在排演中国乐曲，有的演奏员就说，总演中国曲子，就好像进了沙漠，渴死了。也有的团员要求我少演点中国曲子。我说，少演一点可以，但是不能不演，这是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奏家，你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一味地追求西乐，你在世界上就会漂泊不定，你只能跟在西方人的后边作跟屁虫，永远也超不过人家！” 

他说：“未来的21世纪，我们的乐团再不能一味地去做西方音乐的拷贝机、复印机了。中国的乐团要有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作品。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办交响乐团，难道就是为西方人做嫁衣裳吗？我的回答是：不行的！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中国人的自尊。我们中国人的好作品，要争取先由自己的乐团来演奏。而且只有中国人的演奏，才会比外国人更好。因为中国作品的那种韵味，那种内涵，那种亲切的、血浓于水的感情，外国人终究是理解不了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外国乐团都在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可是我们中国的乐团却扶不上轿。难道让我们再去买外国人演奏的中国作曲家的唱片吗？那岂不是太丢人了吗？正因如此，我才不厌其烦地对大家讲：一定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认识和演奏中国的乐曲，这是关系到中国交响乐未来前途的大事啊！”   

在我的印象中，陈澄雄团长的确是在不厌其烦地发出这样的警策之音，在北京、在深圳、在台北，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的忧思、他的焦虑，他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与深邃，着实令人感佩。我时常想：或许正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音乐的深层矛盾，他才如此不遗余力地邀集全世界的华裔音乐家来作这次“世纪展望”吧。如果说，陈澄雄的“盛世危言”只是源自一位杰出艺术家的敏感直觉的话，那么，大陆音乐理论家罗艺峰的思索则显得更加缜密更富于理性色彩。罗艺峰教授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其为人温文尔雅，其为论却峥嵘卓荦。他在会上的发言因时间关系差一点被取消，只是由于另外一位学者临时请假才又获准。然而，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论点稍作铺排，其理论的穿透力立即令会场肃然。在这里，我只需依照现场录音摘出他的结束语，便足以窥见一斑了——

 “我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远比今天人们看到的要深重得多。无论是原先处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还是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音乐，以及被压抑到亚文化地位而只有潜历史的民间音乐，均已失去其生存、发展的条件。不请自来的西方音乐凭借其强势文化，移入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而西方音乐易于操作的知识体系，已在音乐制度和器用层面占据了话语权力的中心地位。因此有人指出，中西音乐实际上已经错位，并深入地影响到许多中国音乐家的音乐观，比如，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音乐教育及音乐文化中，已占有权威性的主流地位，这套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其具体的音乐声学、创作、奏唱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再如，中国的主体音乐史观还没有来得及与西方音乐史观进行公平或平等的对话，就被纳入了西方音乐进化史观的理论框架内，使中国音乐史观失去了自主地位……

而更深层的发生在民间，尤其是农村。自本世纪初以“学堂乐歌”为开端的中国音乐西化运动，、教育、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的层面，推向了任何一个穷乡僻壤，使这种保持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纵深处—— 一个战略性的文化后方——发生颠覆、发生质变，真正的本土民间文化愈来愈难以生存，人们的音乐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令人骇异的变化：陕北农民汇演中出现了电子琴伴奏的“信天游”，寺里用卡带播放伴乐经文以充功课，以及到处可见的卡拉ok大赛等等。这到底是谁的ok? 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西方文化跨国复制的最佳工厂，我们实际上已经被当做“角色”来训练。当今后再没有人能唱苦音并欣赏苦音的时候，秦腔还能存在吗？当最富于中国文化色彩的不确定性操作再无人能理解时，几千年的古琴音乐还能生存吗？当中国民间无比丰富的音乐韵味、音色、音律、结构乃至抑扬顿挫，都被冷冰冰的midi机廉价地大批制造出来的时候，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活的生命其实早已奄奄一息了！” 

罗艺峰。网络资料图片

当罗艺峰先生用平静得近乎冷峻的语调，发出这一连串设问的时候，整个会场都像是陷入了沉思……是的，就当今的华夏音乐而言，眼下还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陶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