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色人
这是一篇长文，但实在不应该被切割为数个短篇。
本文作者和父亲，目睹了数位直系亲属被精神疾病毁掉一生 PHOTOGRAPH BY DAYANITA SINGH FOR THE NEW YORKER
2012年的冬天，我从故乡新德里启程，去加尔各答看望堂哥摩尼。父亲是我的向导和旅伴，但他沉默不语，郁郁寡欢，独自沉浸于苦痛之中。父亲在五兄弟中排行最末，而摩尼是他大哥的长子，他的大侄儿。摩尼现年五十二岁，从2004年起，他就因为精神症住进了专门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父亲把它们称为“疯人院”）。在那里，他每天都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镇定剂，并有专人照看，为他洗浴喂食。
摩尼被诊断为精神这件事，父亲一直无法接受。长年以来，他一直孤身作战，试图说服精神病医师摩尼受损的心智终会自行恢复，这一诊断结果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此前曾两度探望摩尼，包括一次突袭式的造访——他希望看到在栅栏门内，摩尼正秘密地过着正常的生活。除了对晚辈的慈爱，实际上，还有别的原因促使父亲数次前往加尔各答。摩尼并不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父亲的两位兄长也饱受心智涣散之苦。癫狂在穆克吉家族代代相传，而父亲之所以如此难以面对摩尼的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他的疑惧——也许这种疾病像某种毒素一样，也埋藏在他的身体之中。
在慕克吉兄弟五人中，父亲的三哥拉杰什曾经是最机敏、最富魅力、最令人钦慕也最前程无量一个。但是在1946年的夏天，二十二岁的拉杰什变得举止怪异，似乎大脑里有什么地方突然搭错了线。最明显的，是他的性格和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好消息让他迸发狂喜，而坏消息则会让他陷入无法宽慰的苦痛之中。到了冬天，拉杰什情绪波动的正弦曲线频率变得更高，而振幅也进一步加大。在父亲的回忆中，三哥完全变了，他时而恐惧，时而莽撞，一日暴躁易怒，一日欢欣鼓舞，情绪如坐过山车般上下起伏。那年，拉杰什在大学考试中成绩优秀，好消息传来之后，他欣喜若狂，接下来两天踪影全无，家人还以为他去参加了摔跤训练营。可是他回家后却发起高烧，出现各种幻觉，很快死于肺炎。多年以后，我在医学院念书时终于意识到，拉杰什的症状正符合教科书里对躁狂抑郁症的典型描写，而他在生命尽头所经历的，很可能是一次急性发作的狂躁期。
1975年，我五岁的时候，父亲的四哥贾古来新德里投奔我们。那年，贾古四十五岁，精神状态也正急转直下。他个子很高，像铁轨一样瘦削，头发蓬乱纠结，眼中隐隐有野蛮未训的光芒，看起来貌似孟加拉版的吉姆·莫里森（美国著名的摇滚歌手——译者注）。与拉什杰二十多岁才发病不同，贾古从少年时期起就饱受精神问题的困扰。他在社交上格外别扭笨拙，除了我祖母以外，他无法与任何人建立联系，所以终身未曾工作，也不能照料自己。1975年，他产生幻觉，经历幻象，脑中不断有声音传来，指导他的行为。但他也时而充满柔情——在我打碎家中的威尼斯花瓶以后，他把我藏在他的床罩之下，告诉我母亲他有“成堆的现钱”，足够买“一千只”花瓶。可是，这件往事也正体现出他的病症——哪怕他对我的爱，也只是进一步拓展那个错乱虚构的精神世界的经纬而已。
与拉什杰不同，贾古得到了正式的医学诊断。七十年代末，经过新德里的一位医生的检查，贾古被诊断患有精神症。然而，医生没有开药，而贾古也继续住在我家里，在祖母的房间里过着半隐身的生活（像许多印度家庭一样，我的祖母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勉强维持着与祖母的协议，让贾古接受她的照顾。贾古在她的房间里吃饭，穿着她为他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衣服。夜里，当恐惧与狂想控制了贾古，她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哄他睡觉，把她的手掌放在他的前额上。她是他的护士，他的管家，他唯一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公开地保护着他。1985年，祖母去世，贾古加入了新德里的一家宗教教派，从那以后直到他撒手人寰的十数年间，他从我们生活中彻底消失，踪迹全无。
我们也曾失去与摩尼的联系。他辗转许多学校，从大学辍学。他头脑中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决。2004年，他在一处公共花园小解，。（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他：“在这里撒尿！在这里撒尿！”）那年冬天，毒蛇般的幻觉与内在声音再次导致摩尼崩溃，他终于被送入了加尔各答的精神病人收容机构。
2012年，当父亲和我前往探望摩尼的时候，我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一直以为我能认出他来。然而，我在访问室所见到的那个人与我记忆中的摩尼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若非医护人员确认他的名字，我还以为那是个完全的陌生人。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他的语流曾经急切而饱含激情，而现在却变得犹豫而间断；每个吐字都仿佛携带着某种不规则的阵发性力量，就好像他要拼命吐出别人硬塞进他嘴里的食物那样。
然而，在摩尼所展现的病状之中，让我最难以忘怀的，并不是席卷他头脑的风暴与骚动，却是他暗淡无光的眼神。在孟加拉语里，“摩尼”的意思是“宝石”，而它也经常被用来指代瞳孔里闪耀的光芒，一种美妙而难以形容的东西。而这正是摩尼所缺乏的——他的双瞳寂然无光，好似被人用画笔细致地染成了死灰色。
这世上第一个定义精神的人，就明确意识到它往往在家族之中延续。1911年，瑞士裔的德国精神病医师尤金·布鲁勒在书中描写了多个精神病例，其中大多数人在十来岁到二十出头之间发病，思维变得纠结混乱，神经开始衰退。“在这种疾病中，精神的联系不再连续，”布鲁勒写道，“思维的线索被扯裂。”癫狂的幻想与偏执的妄想似乎凭空而来，有的病人“感到虚弱，魂魄离体，不久于人世。他们感到脑中有异物生长，骨骼变成液体，心脏化为顽石……这位病人认为妻子不应该在烹饪食物时加入鸡蛋，否则他将生出羽毛。”布鲁勒发现，他的病人经常陷于闪烁摇曳的情绪变化之中，无法从两种极端而对立的景况里脱身出来——一位女子对情人反复诉说：“你这恶魔！你这天使！你这恶魔！你这天使！”
“Pound for pound, I’m the most successful hunter I know.”
布鲁勒试图寻找这种神秘病症的根源，在多例病人中，他仅仅发现了一个共同点：精神病人的直系亲属之中也往往有人罹患此病。在那个年代，布鲁勒还不具备探索其中遗传机制的工具——就在他的书出版两年之前，“基因”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对于与布鲁勒同时代的人来说，精神疾病能由某种信息载体携带，串珠成线一般在家族中代代相传的概念，本身就足够疯狂了。然而，对于精神疾病遗传的复杂本质，布鲁勒却有着令人惊讶的精准认识。“如果你想（在家族精神病史中）寻找遗传性，毫无疑问，你会大有收获”他写道，“但是，这对解决精神病问题并无益处，除非你能把简单的‘遗传性’拆分成多元的遗传因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双胞胎研究证实了布鲁勒的猜测。精神病学家发现，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人有精神症，另一人则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概率也患有精神——这一概率比普通人群高出五十倍。二十一世纪初，大型人群研究发现，精神症与躁狂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基因联系。这些研究里，不少的家族精神病史在这两种疾病之间交错下行，与我自己的家族史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一人患有精神，他的兄弟姐妹中不乏躁狂抑郁症的患者，而他的堂表亲里又能见到精神的踪迹。
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杰夫里·利伯曼研究精神症已经三十年，他告诉我：“双胞胎研究为我们澄清了精神和躁狂抑郁症的两大特征。第一，很明显，精神症并不是由单一的基因导致的；数十个基因都可能与之有关，而其中每一个基因对导致精神仅仅起到很小的作用。第二，同卵双胞胎研究表明，哪怕你继承了这些精神基因也并不一定会发病（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序列完全相同，但有时双胞胎中的一个发病，另一个却健康，说明不仅仅是基因序列的作用——译者注）。很明显，要触发这种疾病，还有其他从犯在捣鬼。”可是，虽然这些研究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精神症的遗传基础，它们却无法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些遗传因子起到关键作用。“对于医生、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遗传是最大的奥秘，”利伯曼说，“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些基因在从中作怪，我们就能找到疾病的病因，而能找到病因，就能帮助我们找到救治病人的办法。”
2006年，一个大型的国际合作项目为了进一步寻找精神症的遗传病因，启动了一项大型的精神病遗传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包含了3322名病人与3587名健康对照，是有史以来对精神症最大最严密的研究。研究者对这七千多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试图找到与精神症相关的基因多样性。这类“相关性研究”并不能直接揭示基因的具体身份，但是它能告诉我们相关基因处于染色体的哪个位置上——就像在寻宝图上标出宝藏的大致位置一样。
这项研究发表在2009年的《自然》杂志上（在2014年又发表了一次更新），其结果证实了布鲁勒关于精神“多元遗传”的猜测：整个基因组里有上百个区域都与精神相关。“许多与精神相关的小段区域散落在基因组各处，”一位研究者声称，“而这些基因片段涉及到许多不同的生理机制。”有些嫌犯基因与精神之间的生物链接虽然隐晦，但顺理成章——譬如有些基因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有关，而另一些基因则专门打造神经细胞表面传导电信号的分子通道。然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这项研究发现第六号染色体上的一段区域与精神息息相关。这段染色体区域被称为MHC区域（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其中包含的数百基因几乎全都在免疫系统中发挥作用。
“有关MHC区域的研究结果既奇特又显著，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利伯曼告诉我，“它清楚表明，免疫系统在精神症的病因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之前就有种种线索让我们怀疑免疫系统是罪魁祸首之一，但这项研究结果提供了最无可争辩的证据。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无限着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把免疫反应的基因和精神症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表明这是多么强有力的一项结果，利伯曼向我出示了这篇《自然》文章中的一幅“曼哈顿图”（Manhattan plot）。曼哈顿图是基因组相关性研究里的一种常用图示方法，其中每一个基因片段与疾病的联系强弱都由柱状图中单一数据柱的高度来表示（所有的基因组片段和疾病的联系排成一排，形成密密的直方图或者点状图——译者注）。在这幅有关精神症的图表中，六号染色体中一段高高耸起，傲视其他基因——它的高度差不多有其他区域高度的两倍。这片MHC区域，作为绝大多数免疫基因的集聚地，从图上看来，如同一座刚开始建设的现代都市，地平线上，唯一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我的童年记忆里，新德里是个房屋低矮的城市。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在一家日本国际公司里步步攀爬（这成就的本身就是一种奇葩现象，几近于“二联性精神病”：父亲只能讲含混不清的英文，而他的上司完全无法理解他的语言），在新德里修建了一栋宽敞的双层洋房。对比起印巴分离之后，父亲曾与四位兄弟和母亲共同栖息的两室小屋，这座新房不啻于一幢豪宅，而且，在父亲眼里，它也是一张入门券，通向稳定而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父亲于是从邻里请来一位费用低廉的标牌师，让他在大门前漆上我们家族的名字——MUKHERJEE，然而，标牌师显然有诵读困难的毛病，以至于他将字母J做了个左右翻转，看起来貌似希腊字母“τ”，为此，父亲一直懊丧不已。这个不和谐的字母陪伴我度过童年大部分的时光，它宛如一个令人不安的标识，暗示这大门之内并非一切如常。
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件往事：1981年或1982年的一天，我大约十一二岁，父亲出差归来。那是个酷热的下午，天花板下旋转的电扇唯一所能做的，不过是搅动屋内的热度而已。两位邻居在屋内等候父亲，空气中弥漫着焦虑的气息。
父亲进入客厅，邻居开始与他交谈，几分钟后，他们声调升高，言语也变得尖锐。我在隔壁屋里做作业，哪怕隔着墙，也能大致触摸到他们用语的粗砾轮廓。贾古曾向这两人借钱——数额并不大，但足以让他们上门来找麻烦。贾古告诉其中一人他需要钱买药（从来没有医生给他开过处方），又对另一人宣称他想要借钱买票回加尔各答去拜访他的其他兄弟（贾古根本不可能独自出行，我们从来没有计划过此类旅程）。其中一人告诉父亲：“你得学会控制你弟弟。”
父亲沉默地听着，我能感受到他内心升腾的怒火，咽喉浸透了苦涩的胆汁。他走向我们存放现金的铁柜，取出钱来给这两人。他坚持这两人不必清点钱数——零头都让他们带走。
两人离开我家，而我知道激烈冲突在所难免。正如动物在海啸来临之前靠着本能往高地上跑一样，我们的厨子随即离开厨房去知会祖母。贾古和父亲之间的紧张气氛已有时日：最近几周，贾古在家中的行为越发具有破坏性，而今天这场冲突终于让父亲冲破忍耐极限。平日正常的家庭秩序终于像器具表面脆弱的清漆一样出现了裂纹。
父亲走进贾古的房间，一把将他从床上抓起来。贾古发出无助的哀嚎，就像一个因为无知而犯错的孩子，似乎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受到惩罚。父亲脸色铁青，怒焰高涨，令人畏惧。他一把将贾古推到房屋的另一端——对于从不动粗的父亲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狂暴举动。母亲在厨房中惊呼。我隔着客厅的门帘偷窥，看眼前的一切骤然升级到面目狰狞的高潮，仿佛是一场电影。
就在此时，祖母从她的房间里冲出来，眼神如母狼一般的凶狠愤怒。她向父亲嘶吼。她比他更加狂暴。她的双眼如煤炭一般闪耀着怒火：你竟敢动他。
“But I already asked the other parent company. They told me to ask you.”
贾古赶忙退到她的身后，祖母低声喝道：“快走。”
我从未见过祖母变得如此令人畏惧。她突然讲起了家乡的孟加拉语，口音厚重而充满俚语，我只能听懂断续的词语：子宫，冲洗，污迹。当我试图拼凑句子的时候，才发现它如此恶毒：如果你再伤害他，我将冲洗我的子宫，清除你所留下的一切污迹，她说，我将冲洗我的子宫。
父亲泫然欲泣。他沉痛地低下头。你冲洗吧，他嗫嚅着，你冲洗吧，你清除吧，你冲洗吧。
2004 年，当贝丝·史蒂文斯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做博士后的时候，她对研究精神或者躁狂抑郁症毫无兴趣。那时让她着迷的是人眼之光。
人类的眼睛生来就激动不安。远在婴儿呱呱坠地之前，双眼与大脑之间的链接就建立起来了，而这种链接所形成的神经网络让婴儿在钻出子宫那一刻，就具备了观察世界的能力。在视觉系统发育早期，当双眼远未睁开的时候，自发性的神经活动如水波一般从视网膜荡漾到大脑。就像舞蹈队在正式表演以前所进行的彩排一样，这些神经活动塑造大脑，演练未来的神经网络，加强或弱化已有的神经链接。（最早发现这种神经活动的神经生物学家卡拉·夏兹曾这样描述它：“一起放电的细胞将被连接在一起”。）这种决定命运的热身活动对于将来视觉系统的功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你睁眼看到世界之前，你必须先在梦中设想它。
在彩排时期，神经细胞之间所产生的链接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而多余的链接将在随后而来的发育过程中被修剪消除。清除神经突触链接就像不断焊接与修改电路板一样，可以对神经网络进行不断的改良。实际上，这种过程并非视觉系统所独有。在人生的前三十年中，类似的修剪突触的活动遍布整个大脑——尤其是那些与认知、记忆和学习有关的脑区。这表明，在人生最初几十年里最典型的活动——适应与学习——之中，突触修理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此生注定充满不定——解剖上的可塑性为我们思想与头脑的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
2004年冬天，史蒂文斯加入了斯坦福神经学家本·巴雷斯的实验室，开始研究视觉系统中突触修剪的过程。“当我开始在本的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对于突触具体是怎样被清除的，科学界所知甚少，”她告诉我。“突触修剪非常普遍。”有证据表明，在和学习、认知和形成记忆有关的脑区中，都能观察到突触修剪的现象。不过史蒂文斯和巴雷斯决定把注意力投向视觉神经元，因为它们最易于被研究：通过眼睛，我们将注视大脑。
2007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那时，史蒂文斯正试图寻找在视觉系统中用于识别和清除神经突触的蛋白质。她告诉我：“最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是，参与标识和移除神经突触的蛋白质，正是从那些原本被用来标识和移除死去的细胞、细菌的残躯以及细胞残渣的蛋白质改编而来的。”通过实验手段，他们可以从老鼠体内去除这类标识蛋白质——学术界把它们称为补体蛋白，而这些实验老鼠在清除细胞残渣和突触修剪方面都出了问题。
同年，史蒂文斯和巴雷斯的研究发表在杂志《细胞》上。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了生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多功能应用的例子：这类蛋白质的功能本来是给细菌和细胞垃圾开传票，好送它们上西天，结果神经系统却招募它们去给将被清除的突触开传票。“这强化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在波士顿，我的朋友，精神病医师汉斯告诉我，“学习的秘密在于系统地消除冗余。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成长，源于（突触的）衰亡。”
次年，史蒂文斯搬到波士顿儿童医院，开始建立她自己的实验室。最近，在一个凛冽的三月清晨，我前去拜访她。她的实验室嗡嗡作响，研究生们在显微镜前弯腰埋头，像一本本半开的书。一位女士坐在她的实验桌前，专注地碾压一块新取样的人脑组织，将它分离成单独的细胞，以便于接下来在烧瓶里培养它们。
史蒂文斯身上，有种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灵动和生气：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双手与手指仿佛在勾勒着科研想法的轮廓，在空中组建与拆分想象中的突触。“我的新实验室里所研究的问题与我在斯坦福的研究一脉相承，”她说，“当我们发现那些免疫蛋白可以标注即将被清理的突触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则是‘清理突触的过程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以及’谁是负责修正神经突触的编辑呢？’”
2012年，史蒂文斯和她的学生解释了这个编辑的真实身份：一种叫做小胶质细胞的特殊免疫细胞，神经系统里闻名遐迩的清洁工。这种细胞像八爪鱼一样触手众多，它们爬遍大脑，像拾荒者一样搜集细胞残骸。多年以来，它们清除病原体与细胞垃圾的作用广为人知。然而，史蒂文斯发现，它们也盘绕在被标记为需要被清除的神经突触上面。她向我展示了一幅例图，在她的电脑屏幕上，长有十二只触角的小胶质细胞包裹在一枚神经元的细胞体上，像享用午餐一样吞噬着神经突触。
史蒂文斯的数据展示了这些细胞的新功能：它们修剪大脑里正在发育成熟的神经网络——在一位记者笔下，它们是大脑里“永远的园艺工”。“一旦我们发现了小胶质细胞的作用，许多问题就浮现出来，”史蒂文斯说，“小胶质细胞怎么知道哪些突触是需要被消灭的呢？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它们被免疫蛋白标注出来了——但是哪些因素决定一个突触需要被消灭，而另一个需要被保留呢？我们知道突触之间互相竞争，而强壮的突触会胜出。但是最弱小的神经突触是怎样被认出来的呢？我们实验室现在正在研究许多这类问题。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新的宇宙，新的研究空间。”
在史蒂文斯的实验室与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之间，隔着一条寒风刺骨的走道，三月上旬，这条路上遍布着雪白的冰碴。2010年，遗传学家史蒂文·麦克卡罗迷上了研究精神症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基因联系，而那时，他对史蒂文斯对于突触修剪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
四十五岁的麦克卡罗面带孩子气，望之可亲。他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开发用于研究人类基因的工具。如果说史蒂文斯如同执着的刺猬，十年如一日地深挖一个问题的根源：大脑中的突触是如何被修剪的，那么麦克卡罗则像典型的狐狸一样四处逡巡，为解决各种不同的生物问题创造新的基因研究技术。“我的研究重点是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是怎样转化成我们日常所见的令人惊异的生物多样性的。”麦克卡罗告诉我。“在精神病遗传学中，MHC区域和精神的关系是迄今研究中发现的最强联系之一。但同时，它也是最让人感到困惑的：为什么一段与免疫反应有关的区域会对精神疾病风险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免疫与精神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麦克卡罗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他实验室里年仅24岁的艾仕文·塞卡，一名在哈佛攻读医学和生物双料博士的学生。“遗传学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但是艾仕文想研究一些重要的问题，解决真正的谜团。”
“Don’t get caught.”
我约塞卡去实验室附近的餐厅喝咖啡。塞卡已经完成了他的生物医学博士的工作，回到了医科学习之中，他刚在重症监护室工作通宵，因此面带倦容。他提前为自己的语无伦次表示歉意，然而他随后对于精神遗传学的介绍，却是我所听到的关于这个领域最清晰晓畅的阐释。MHC区域恐怕是人类基因组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塞卡把它称为“基因测序者的噩梦”。多样性是人类的免疫功能的基础：那些曾经侵略我们身体的病原体数以千计，迫使我们进化出巨大的免疫基因库，而且其中不少基因还演化出了数十种不同的变体。塞卡的工作就是浏览免疫基因库，试图从中找到与精神相关的那些基因。如果说2009年的基因组相关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副航拍图，指出了精神基因出没的大致区域，那么塞卡就是一名侦探，带着警犬和笔记本，一家家地敲门，试图找到嫌犯的真正藏身之地。
三年前，塞卡和麦克卡罗找到了一条线索。在MHC区域深处，有两个基因，分别叫做C4A和C4B。这两个基因并肩而坐，序列几乎完全一样——百万年前，它们很可能享有共同的祖先。它们现在同属于C4基因家庭，有四种不同的变体。采用麦克卡罗实验室所开发的分子技术，塞卡发现这四种C4基因的变体加在一起能在大脑中制造不同数量的C4A和C4B蛋白质。2013年12月的一个下午，在他波士顿的公寓中，塞卡抱着笔记本窝在沙发里，分析了来自22个、数十研究者所提供的六万四千名精神患者和对照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储存在数据中心里，研究精神的科学家可以在网上远程工作。）他研究了C4基因的四个变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结果令人震惊：精神症的风险与C4基因变体的联系极强，尤其是C4A。一个人所拥有的C4基因变体制造的C4A蛋白越多，这个人所面临的精神风险就越高。
新年夜，塞卡把数据发给了麦克卡罗。“那天晚上我们在家宴请朋友，一起庆祝新年，收到email的时候，门铃也正好响起，”麦克卡罗回忆说，“结果呢，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和客人们说过话！这项发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二十多岁刚走进实验室的年轻人，描画出人类基因组中最复杂区域的多样性，并展示了这种多样性与精神症的潜在联系。那些让无数人困惑多年的数据终于变得有意义了。”
现在，C4A基因让塞卡和麦克卡罗着迷。这个基因究竟是做什么的？具体哪种变体与精神症有关？C4A基因的分子结构似乎格外诱人。他们知道，C4A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在免疫系统中担任识别、标记和清除细胞残渣的任务。也就是说，它与街对面贝斯·史蒂文斯所发现的参与突触修剪的免疫因子有着密切联系。
塞卡和麦克卡罗很快和史蒂文斯合作，开展实验，研究C4A如何在突触编辑中发挥作用，以及突触编辑又是如何与精神发生联系的。免疫学家迈克·卡罗尔一直在研究C4基因在免疫疾病中的作用，他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在人脑组织与体外培养的神经细胞中，他们发现C4蛋白大量聚集在突触附近。在老鼠身上，C4蛋白在突触周围聚集之时，也正是突触被清除之时。如果老鼠缺乏C4基因，它们脑内的神经突触就得不到足够的修理，这也展示了该基因与突触编辑之间的联系。塞卡进一步发现，与正常大脑相比，精神病人的大脑中C4A水平大大增高。而且，这种增高，在管理认知、计划和思考的脑区中最为明显，对于精神病人来说，这些脑区往往受损最为严重。相反，在与精神关系不大的，掌管平衡、姿势和语言的脑区中，C4A基因的增高幅度则轻微得多。
从这些实验结果之中，一项简单而卓越的假说破茧而出。也许就像史蒂文斯所发现的参与突触修剪的免疫因子一样，C4A的功能是对那些在正常神经发育中将被清除的突触进行标记。在大脑成熟的过程中，小胶质细胞识别这些标记，并吞噬被标记的突触。如果在某些人体内C4A蛋白产量过高，这将导致突触被过度修剪，使得脑内突触数量减少，而脑内缺乏足够的神经连接正是精神病的一项常见特征。这项假说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精神患者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发病：在管理计划和思考的脑区中，神经突触的数量在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早期达到巅峰（同期与之后也正是突触修剪最为活跃的时期，如果过度修剪是导致精神的原因之一，那么在段时期过去之后，疾病的症状将变得明显。——译者注）。
正如麦克罗尔指出的，精神症是“一种源于对突触过度清理的疾病”。就像冬日里被修剪得太厉害的园林一样，那些本来应该被保留的突触被消减掉了。“这篇关于C4A的文章，是精神文献里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指出了相关通路，并提供了可能的机制，”利伯曼说，“它为我们打开了黑匣子。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对突触的过度修剪究竟如何导致精神展现出如此广泛而多样的症状——精神错乱、认知瘫痪、情感空洞、以及退缩和封闭。”
当人们说起遗传的时候，他们通常所指的是那些代代相传的特定表征：父亲鼻子奇异的外观，或者某种不常见的疾病。但实际上，遗传这个谜题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遗传究竟是怎样指挥机体修筑心智，或者修筑鼻子——任何模样的鼻子——的呢？C4基因可能会导致精神，但同时大脑也会利用它进行日常突触修剪，而这种修剪帮助我们发展认知，进行适应性学习，以及让我们的思维“脚踏实地”而不至于变得缥缈癫狂。然而，如果这个基因的功能变得过于活跃，就将出现布鲁勒所说的“思维的线索被扯裂”、魔瓶中钻出毁灭心智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则会保留初始阶段未经打磨的神经网络，而这意味着失去学习与适应的能力，孩童时期的混沌幼稚将延续终生。在神经网络的过度编辑与缺少编辑之间，在突触的冗余和匮乏之间，存在着精妙的平衡，而在那平衡之中，正是我们独特自我的容身之处。
1946年的一个晚上，拉杰什从学校带回家一个数学难题。在兄弟之间的竞争、少年时期脆弱的骄傲以及对失败的畏惧的驱使之下，穆克吉家的三兄弟——拉杰什，贾古和父亲——决定攻克它。难题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像个算术足球一样被传来传去。我试图想象当时的情景：他们三人——当时分别是二十二岁、十六岁、和十三岁——每人占据了狭小房间的一角，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解决难题。我的父亲严肃、固执、缜密、充满目的性，然而缺乏灵气。贾古不受常理约束，别开蹊径，然而不够专注。拉什杰兼有灵气与自制力，思考问题彻底，却时常过于自负。夜深了，可是难题依然无解。三兄弟中，只有拉什杰彻夜不眠，他在房中来回踱步，在纸上反复起草解题的方法。黎明时分，他终于成功地解开了难题。他在四张纸上写下了解题的方法，把它留在了弟弟的脚边。
“I find that I tend to smoke less if I light them with road flares.”
在流行文化中，我们经常听到“天才都是疯子”这样的说法：在有些人身上，癫狂与才华横溢之间似乎有一个神奇的闸门，随着它的开合，大脑在这两个状态中交替来回。但是拉什杰身上并没有这样的闸门，也没有交替与。他的才华与疯癫像比邻的，国界上没有边防，，共属于一个不可见的整体。人们常有将精神疾病浪漫化的趋势，然而我却想强调，那些患者所经历的是一种可怕的认知、社交与心理上的困扰，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毁灭与伤害。他们的故事，我有如亲历。
拉什杰解题的那一夜已经成为家族传奇，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却不那么夺目光鲜。多年之后，我的父亲才告诉我那夜之后可怕般的一周。拉什杰连着一天、两天、三天都无法入睡。彻夜不眠将他推向疯癫爆发，或者，也许他已经出现疯癫的倾向，才会彻夜不眠地解题。不管是哪种情况，接下来拉什杰消失了好几天。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更多的疯狂事件，我的祖母宣布禁令，再也不允许数学难题出现在家里。可是，这已预兆着拉什杰的未来——在这第一次发疯之后，更多的疯狂将接踵而来。
发现精神病基因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让人幻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某种疗法，去除这种疾病带来的各种病理变化。“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治标不治本，而且即使在治标方面也远远不够。”利伯曼说。也许我们可以阻止精神症对突触的过度修剪，从而防止躁狂抑郁症中常见的神经活动不稳定的状况。但是，我们应该着重于消弭哪些疾病症状呢？我们是否需要着眼于童年期，远在精神症冒头之前就进行治疗呢？这些试图稳定心智的治疗，是否会干扰自我意识的发展呢？
就在我访问麦克卡罗实验室的那个傍晚，我和我的精神医师朋友汉斯在波士顿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他治疗许多不同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人格障碍和抑郁症。他的病人中，有的只有轻微的精神不安，有的近乎狂躁，有的则极度偏执。许多病人过着相当“正常”的生活，而其中有些人甚至将他们的痴迷与疯狂转化成了充满创造性的技能。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疾病既是阻碍也是火苗，它是他们的恶魔，他们的天使，他们的恶魔。
我们也谈到了C4A的研究：精神病学是否已经进入了由神经科学指导发展的时代？我们是否能学会使用医学方法修理熨烫我们的神经突触网络？我们应该如何设置医学治疗的底线？“如果轻微的神经质会对人有一定的益处，那该如何呢？”汉斯问道，“事实上，“好”和“坏”这样的词语在此毫无意义，因为神经质和偏执本来就是你固有的一部分。”在多大程度上，拉什杰的炽烈与贾古的柔情是源于他们特殊的精神构造，以及决定这种构造的基因？
拜访摩尼之后的次日，我和父亲在加尔各答漫步。我们起步于希尔达车站，也就是1946年祖母带着五个儿子和四只铁箱走下火车的地方。从车站边缘，我们追溯他们当年的足迹，走过左侧贩卖蔬菜和鱼的小摊，和右边长满水葫芦的死水塘。越接近城市，人流变得越加拥挤。在街道两边，就像被某种疯狂的生物机制所驱使，大型寓所成小型住户——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空气中充满煤烟的金属味道和烹饪时发出的碰撞声。在街角的药剂店前，我们转入哈亚特汗路，走向父亲与家人的故居。小屋的前门后是个小小的庭院，楼下的厨房里，一个女人正用弯刀对付一只椰子。
“你是比布蒂的女儿吗？”父亲用孟加拉语问道。比布蒂·慕克侯帕德海曾是我祖母的房东。他已不在人世，但父亲记得他有一子一女。
“不，我是他兄弟的儿媳，”女人警惕地回答，“自从比布蒂的儿子死后，我们就住在这里。”
父亲与她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识。女人意识到了我的父亲是谁，尽管他们从未见面，但她知道他是哪一类人：在加尔各答——以及在柏林，在白沙瓦，在新德里，在达卡——到处可见父亲这样的人，他们是不请自来的访客，凭空出现在街头巷尾，他们看似无意，举步迈入曾经的家门与过往的一切。
她的态度转暖：“你家以前住在这里？就是有许多兄弟的那家人？”她的问题单刀直入，似乎她对这次造访等待已久。
她的儿子，看起来十二岁上下，扒开楼上的窗帘往下看，手中还拿着课本。我认识这扇窗子。贾古曾多日在这窗前枯坐，凝视脚下的庭院。
她转向父亲：“如果你愿意，可以上楼看看，不过别忘了进门前脱鞋。”
我脱掉运动鞋，我的脚掌与地面相触，带来亲密的感觉，似乎我从未离开。它比我想象中的要狭小——就像记忆中所有的故居一样，同时也更加阴暗，布满尘埃。记忆总是将过往打磨得光鲜照人，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变得衰朽。我们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一对小卧室前。当年四兄弟——那库尔、拉什杰、贾古和父亲——共享其中的一间卧室，而长子拉丹——摩尼的父亲——则与祖母住在另外一间。但是，随着贾古的心智逐渐疯癫，祖母让拉丹搬出去，换了贾古与她同住。
我们爬上楼顶的露台。黄昏袭来，我仿佛能感到地球的旋转，将夕阳吞入地平弧线之下。父亲向车站的方向远眺。远方，火车的汽笛声如同孤鸟长鸣。他知道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遗传的书。
“基因。”他皱着眉说。
“孟加拉语里面有类似的词语吗？”我问道。
他在脑中的词汇表里检索。孟加拉语里并没有“基因”这个词，但也许他能找到一个代替品。
“Abhed。”他建议道。我从来没有听他用过这个词语。它的意思是“隐形的”或者“不可渗透的”，但它也带有“个体身份”的含义。我细想这个词，仿佛置身于词语的回音墙之前。它大概能让格雷戈尔·孟德尔产生共鸣：隐形的，不可渗透的，不可分离的，个体的身份。
我问父亲对摩尼、拉什杰和贾古有什么想法。
“Abheder dosh。”他说
个体身份中的瑕疵，源于基因的疾病，无法与整体分离的缺陷——不同的描述，同样的含义。父亲终于与他隐形的敌人签署了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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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科学松鼠会成员，生物逃兵，流行病学研究者，关心大脑，关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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