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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论【青年批评家小辑】行超:新摇滚路上的长征 ——当代摇滚乐的温情化转向

新文论 2021-11-21 0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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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摇滚路上的长征

——当代摇滚乐的温情化转向


  1969年8月,美国纽约州Bethel小镇的伍斯托克音乐节,对于所有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这场发生在战乱年代的摇滚盛宴、嬉皮士狂欢,给了那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年代一次短暂的喘息机会,成为革命年代的一个美丽注脚。40万来自美国各地的“垮掉的一代”在那3天3夜的狂欢中,卸下心防、不分你我,在音乐、呐喊、汗水中,发出自己“和平、反战、博爱、平等”的呼声,共同沉醉在摇滚可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甚至改变世界的美梦之中。




  但遥远的伍斯托克不过是摇滚青年为逃避现实而营造起来的一个稍纵即逝的乌托邦,在伍斯托克之外,在那狂欢的三天之后,世界各地的战争依旧在继续,。这些当初以反对传统习俗、鄙视道德约束、漠视贞操观念而著称的人们,在多年后面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时,也不由自主地摆出一副老学究的面孔,严加防范并坚决反对他们的子女走上自己的老路。那个理想主义、青春激情和贲张荷尔蒙的伍斯托克,最终只能成为一个静止的、为后代所膜拜的符号。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内地的那场狂飙突进式的摇滚运动还带有一点伍斯托克的色彩,那么近年来出现的摇滚热回潮则很好地诠释了伍斯托克落幕后的无奈与悲情。近年来,内地摇滚乐从金属、硬核逐渐走向流行、民谣、小清新,这种转变不仅是简单的曲风改变,更体现了在大众文化、市场经济的裹挟下歌手们对音乐与艺术理想的艰难抉择。


作为一种惯例的温情化流变


  我的观察,是从内地著名的摇滚乐队“痛苦的信仰”(也称“痛仰”)近年来的转型开始的。痛仰乐队1999年成立,早期的他们以“金属、硬核说唱”为标签,2005年,痛仰乐队通过一首《在路上》呐喊着“虽然/我的生活只是/现在进行时/但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在路上/在路上……”,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对既有规则的不信任,是现代摇滚精神的有力表现。然而,2010年,他们又通过一首《再见杰克》唱出“让我欢乐一点/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成名后的痛仰决定与杰克·凯鲁亚克告别,与《在路上》告别,与过去跟自己、跟社会的较劲态度告别,也在与推倒一切的摇滚精神告别。转型后的痛仰用拙朴的手风琴代替了炙热的贝司,用娓娓道来的温柔语气代替了声嘶力竭的怒吼,这种温情化、民谣化的音乐风格,也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拥趸。




  痛仰乐队的“温情化”、“民谣化”转型并不是特例,也不是先例。在现代摇滚乐的发展历程中,摇滚乐队或歌手若不能像科特·柯本(Kurt Cobain)那样在自己最飞扬跋扈、最目空一切的巅峰时期选择退出或者干脆自我了结,那么从奔走呼号转向温和内敛,似乎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转型之路。恰如1965年,那个曾用一把木吉他唱出民权与反战之歌(《答案在风中飘》《战争的主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等)的鲍勃·迪伦(Bob Dylan)第一次改用电吉他,引来歌迷一阵“犹大”的叫骂之声。对于台下的他们来说,鲍勃·迪伦的改变已不仅是音乐形式的改变,更是一种对诗意、对孤独、对特立独行的背叛,愤怒的歌迷们不喜欢充满现代化、工业化气息的聒噪的电音,认为这样的摇滚、这样的迪伦是媚俗、哗众取宠、出卖良心的。到90年代,鲍勃·迪伦完全放弃了社会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转而关注自我内心情感,他开始歌唱爱情(《不能等待》《冰冷的铁环》)、怀念母亲(《百万英里》),他的歌曲也开始变得多愁善感、忧心忡忡。人们渐渐爱上了这个声音质朴,情感温和、喜欢抒情与感怀的现代音乐“教父”,却忘了早期的他曾经是多么激进的民权主义者——而这,似乎也恰恰是晚年迪伦所希望的。90年代后期,他甚至向世界宣告:,音乐救不了世界。”以此希望歌迷能够忘了他的态度、忘了他的立场,只记得他的歌曲和音乐。




  2011年4月30日,在北京通州“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那个曾经的摇滚先驱,那个近年来经历过抑郁症、药品、肥胖等精神磨难的何勇再次登台,引起漫山遍野的歌迷们的呐喊和欢呼。多年后,全场大合唱的《钟鼓楼》已不仅仅是一首上世纪的经典老歌,更代表了无数摇滚乐迷对内地摇滚乐黄金时代的致敬与缅怀。眼前这个小腹微凸的中年男人,依旧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个当年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一脸不屑的小愤青。与其说中年的何勇仍在孤独地坚持自己的摇滚梦想,不如说他是以这种方式在抵抗可怕的、措手不及的平庸与衰老。


从现代退守古典


  新一代的摇滚乐队、歌手,,转而沉寂于一种农业文明所特有的恋母情结与古典诗意之中。他们怀着浓郁的抒情态度与感伤情怀,或歌唱自然、或怀念故乡、或改写民歌,似乎希望将自己重新置身于渐行渐远的农业文明经验中,以获得一种现代都市难以企及的回归母体的安全感。

90年代初,何勇在他最负盛名的专辑《垃圾场》中有一首写给姑娘的“情歌”,“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姑娘漂亮》),将柔情的“姑娘”与严肃的“警察”、冰冷的“手枪”发生联系,一举打破了传统观念附加在“爱情”上的能指符号,用陌生化的残酷体验代替了甜美、温暖的固有印象,是一次典型的用现代生活与现代意识对抗、摧毁古典诗意的有力尝试。这种冰冷与残酷在歌曲的最后一段得到印证:“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也正是这种反抒情、反美好的另类“爱情”书写,为“情歌”的创作打开了新的视野。

  同样是歌唱爱情,同样是歌唱姑娘,2006年,来自银川的布衣乐队,因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而迅速走红。在这首歌中,爱情完全源于纯审美的、无任何附加意义的“心动”。而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表达,也仅仅是一句直白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和“见到你心就慌张”的不安与羞涩。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于爱情的想象和表达,恰好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不同的审美取向。现代都市的纷乱、复杂,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了各种奇观、各种“陌生化”效果和各种“震惊”体验,与之相反,农业文明社会则是建立在固定的土地联系和血缘关系之上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表达的就是类似乡土社会或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近年来摇滚歌曲中对于爱情的书写,已越来越少见《姑娘漂亮》的决绝与残酷,更多的是《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这种云淡风轻、柔情似水。

  对自然风光的迷恋与书写,也是音乐人审美意识从现代都市文明退回古典诗意的农耕文明的表现之一。早年的痛仰乐队是一个立场明确地反现实、反常规的地下摇滚乐队,几乎每首歌曲都是态度激进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他们高喊“不用相信规矩/不用相信秩序/不用相信经验/不用相信教训”(《不》),“专制/能够/改变我们什么/教育/能够/改变我们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想去对这歌功颂德的时代/给一记响亮的耳光或是/泼一瓢冷水/因为我讨厌那些赞同的附和声”(《这是个问题》)……他们态度坚决地站在既有现实的对立面,反对常规、质疑正统,充满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冲破一切的热情和决心。




  然而,人气激增的痛仰乐队开始面对大众、面对镜头、面对市场,最终失去了早期发声的勇气和自由。在2008年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和2009年的《改变你的生活》中,他们放弃了早期的艺术主张和思想倾向,他们用“巡演”的形式走过无数城市,一路歌唱着《西湖》《安阳》《博卡拉》,自得其乐地沉迷于这“路上”所见的自然风光。一个早年梦想着“我要选择反抗的意义”的摇滚乐队,就这样一步步从小众走向主流,、谋求安稳和收入的商业化乐队。

  “民歌改编摇滚乐”的现象更直接地表现了古典化、乡土化审美转向。民歌与摇滚乐的奇怪“嫁接”在近年来的“摇滚热”回潮中屡见不鲜,布衣乐队的《三十里铺》改编自陕北民歌,改编后的作品在主唱吴宁越沙哑的嗓音演绎下,由一腔少女的离愁变成了一个汉子对爱情的呐喊,在口琴、古筝、吉他的伴奏下,这首传统的陕北小调最终变成了一曲融古典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于一体的“新民歌”。另一位来自银川的歌手苏阳,虽然只发行了一张唱片(《贤良》),却在民谣、摇滚两界都呼声颇高。苏阳的歌曲饱含着浓郁的西北民歌色彩,质朴的宁夏方言、高亢的民歌曲调,使他的音乐充满了黄土地飞沙走石的气息。与早期内地摇滚乐忽视乡村、歌唱城市的态度相反,新摇滚乐不仅关注乡村,更是以一种无比崇敬、向往的态度描绘那里的生活,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乡土社会和大自然当作了自己想象与向往的精神家园。

  2011年初,90年代内地摇滚代表歌手郑钧被当作“新民乐歌组合”的一员,登上了拥有最广泛受众群的央视春晚舞台。代表愤怒与反抗的摇滚精神与代表主流话语的春晚就这样别扭地同台歌唱,不失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讽刺寓言。这些改编自民歌的新摇滚歌曲,将起源于现代都市的摇滚文化与农业文明时期的声音表达杂糅在一起,让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摇滚乐创新发展的新道路,还是摇滚乐队审美意识的集体倒退?




温情化转向背后的心理机制转变


  众所周知,现代摇滚乐风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社会,与当时的“垮掉派”、“嬉皮士”、“性解放”等紧密相连,是一种起源于工业文明的,对都市、现代性的质疑与重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崔健、张楚、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等为代表的中国内地摇滚乐一时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继承了西方现代摇滚的颓废、愤怒、破碎、阴暗,表达的是现代都市特有的个体孤独体验(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年轻人内心的义无反顾与焦虑不安(崔健《一无所有》)。然而,新世纪以来的内地“摇滚热”回潮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新摇滚乐歌唱的是一种反都市、反现代的对大自然和乡土世界的眷恋与热爱。任凭摇滚歌手再怎样歌唱自然、歌唱田园,他们却始终宁愿“蜗居”在城市、“漂”在北京,而再也不想回到自己那地肥水美的家乡。



  

  万能青年旅店、布衣乐队、苏阳等大都来自相对落后的西北部地区,像所有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一旦冲进千变万化、充满诱惑的现代都市,便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宁静而乏味的故乡。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集中表现了、这种矛盾心理:“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单调、平凡、重复、碌碌无为。面对如此日复一日的生活,“万青”感到了恐慌与焦虑,“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崩塌”。埋藏在心底的对自由与新奇的向往,忽然间就像“脱缰的马”一般试图冲出这“经验”的生活。他们不甘于在这单调乏味、可悲又可怕的生活度过余生,于是选择背叛家乡、逃往都市。

  自然风光和乡土社会已形成一套既成而稳定的审美范式,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与之相反,都市生活总是充满各种出其不意,因而可以引发猎奇心和冒险精神。现代都市文化具有多变性、多元性、不确定性,是一种与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因而也不容易收到大众的一致认可。

  现代摇滚精神的核心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既有现实的不满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摇滚乐应该是当代艺术队伍中的一支急行军,时刻准备着用高分贝的嘶哑的声音唤醒这沉睡的世界。然而,近年来内地摇滚乐集体转向温情,不仅大大背离了现代摇滚精神,更体现了创作者冒险精神的退去和对稳定、安全的世俗生活与物质收益的渴望——而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有意无意、投怀送抱的妥协和世故。不过,让人聊以欣慰的是,虽然不断有摇滚乐队卷入市场与权利的漩涡中,摇滚精神却始终像一个神圣而又不失诱惑的女神,在无数年轻人心中被当作一种信仰顶礼膜拜,被一代代的热血青年不断演绎,不曾离开。


作者简介


行超,女,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文艺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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