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钢铁就是会炼成的

（妈的，QQ音乐没有木推瓜，牡丹亭外的版本又太烂，只好贴了英国朋克名曲，燥起来。）

15年前，北京树村。公共厕所铺满苍蝇。乐手们为每个月150元的房租发愁。搞音乐就像避难。廉价啤酒也是奢侈品。靠着微薄演出费，朋友亲戚资助。能熬过来的是少数。很多年以后，我最高兴看到的一条新闻是有的乐队可以年入百万，有名有利，日子挺好。不用在狭小房间，在自己床上，接受采访。

时间是黑色马克笔，将成批的乐队从可听名单里划去。去年家里装修，我扔了不少唱片。陈升唱过，“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这是真的。

有一年和盖瑞去香港看Bob Dylan演出，我们俩口袋里塞满啤酒，坐在倒数5排，用迪伦爷爷的朗诵下酒，有点矫情有点真诚地想，看演出就像听判决书，常常就是告别。

下面，是一个木推瓜歌迷的业务汇报。

摄影：一个猪蹄工作室

超长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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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张城际车票，前往深圳，只为看一场演出，渴望享受摇滚乐将带来的诸多快意。同时，又扪心自问，这仅是一场追寻记忆之声的虚幻之旅吗？

不久前，托智能电视的福，人已可以安坐家中，收看同步直播的草莓音乐节。一支又一支颇受欢迎的大牌摇滚乐队，在主舞台，唱着经典歌曲。不过，新意欠奉，令人走神。台下聚满年轻的面孔，纵情沉溺于享乐时光，就像是从前的自己。值得高兴的是，受惠于商业快速发展，很多乐队变得比从前富有，观众数量骤增，而音乐呢？当然，大型音乐节从不是检验新音乐的舞台，而是对音乐影响力的表彰。但真正决定一个音乐节实力的，仍旧是无数个音乐人，无数首作品的叠加。反过来看，每年，有多少值得你付费的专辑，或者单曲。

我既不希望在追随未来之声的冒险上，盲目而世俗。更不愿意变成那个躺在记忆沙发上翻阅旧照片的孤客。摇滚乐教会我的从不是安逸和守旧。

但这次，令我闻风而动的，恰恰又是一支在15年前，就已经见识过到老乐队——木推瓜。这支冒险而激进的乐队于2000年组建，两年后解散，没有出过专辑，只有三首完整录好的歌，收录在名为《被侮辱的姿势》的地下拼盘里。这种遗憾想起来残酷，但也并非个案。

不过，我想念那年轻而又锋利的旋律，他们曾经打动并征服了从前的我。这种喜爱，一直横穿那饥渴焦躁的青春，是崔健，是窦唯，是张楚，是所有扑面而来的中国摇滚乐给予我的养分，以至于锻造了属于自我的精神世界，而通过耳朵，我能辨别出哪些声音吸引我。

彼时的木推瓜，并非寂寂无名。在新千年崛起的乐队中，他们的小样，他们的现场演出，已经为乐队带来名气。这支年轻的乐队在容易被划分类别的摇滚乐中显得不易分类。四不像的风格，以及怪异的名字令他们成为15年前一次采访的目标，我们相识于北京。

在上地，树村——中国摇滚乐的延安。

2

1小时20分，木推瓜结束了重组后的首场演出。不长不短，没有返场，比一部标准长度的剧情片还简洁。就像是15年前，他们最后一场演出后的超长返场。“我现在能感觉到15年了，”宋雨喆说。张方泽的白衬衣像从刚水里捞出来，李旦在微笑，陈创远不再锁眉。15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会在这一刻浮出水面，就像时间只会显示结束而不包含意义一样。

休息室里的酒被打开了，香烟被点燃。很好！不错！牛逼！那些简单而直接的词汇在一个又一个人的口中传递着，安静又意味深长。

张方泽和陈创远15年后重新站上舞台，“要不是吉他的弦断了，会更好，”张方泽说，他在演出中间换了把吉他，“有好些东西没敢玩。”一场决赛，再好的选手都会紧张。

我唯一能够确信的只有个人观感，从音乐响起，一身鸡皮，那是混合着激动、震惊、紧张、怀疑的情感鸡尾酒，你根本无暇顾及它的保质期是否有15年。

战栗感随着持续激进的音乐，慢慢消散，甚至，我都没有留意后排的人已经开始“抛狗”，身体在撞击中得到放纵，放松，直抵内心的，当然还是音乐。

3

位于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B10 livehouse以其卓尔不群的鉴赏力，吸引着那些志向高远的音乐人。而明天音乐节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音乐节至今已举办三届，只邀请创造者。创始人涂飞强悍地捍卫着音乐品质，对抗意味着坚持，“我们的菜单看似多元，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味，所谓的包容并不存在”，这段策展宣言精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音乐节的全部想象。

干净、整洁，没有异味，值得骄傲还有是德国音响设备。B10被称为中国最好的livehouse，涂飞对品质的偏执被这个空间无限放大，最终变成一种标准，这个比嘴巴里说着要尊重音乐、尊重音乐人，真诚得多。

木推瓜的调音从下午开始，耗费了3个多小时，不断地将声音融入昂贵的音响系统里，这是乐队第一次在如此精良的设备下演出，检验他们的首先是机器，然后才是几个小时后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观众。

机器可以操控，声音会被记录。唯一不可测的，则是这些被搁置了那么久的音乐，会点燃另一代人的情绪吗？

15年前，木推瓜的专辑已经接近制作尾声，吉他、贝斯和鼓的分轨录音已经完成，宋雨喆的人声部分完成了三首。“我面临世界观的问题，这个音乐能不能做下去，甚至我能不能活下去，当时木推瓜靠的是热血、酒精点起来激情，”宋雨喆说。他不想再搞音乐，不想再呆在北京，希望换一个行当维生。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过半年摄影，用拍过些散活。但最终还是离开北京，浪迹天涯。

四个人都不记得乐队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哪天。张方泽搬去了条件好一点的霍营，房租从150元涨到300元，在经历了一次小偷的洗劫之后，他感到了强烈的生存压力，他和陈创远退入幕后，做音乐编曲，最后回了老家贵阳。2010年，阿远的孩子快要出生，回到海南家乡，算是两人正式分别。李旦则继续在舌头乐队打鼓，也经营过饭店、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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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悲剧的诞生》排练了半年才正式演出，“那是在开心乐园，我被自己给震了。唯一一次，”李旦说，为了追求和别人的不一样，木推瓜的音乐不仅是在与别的摇滚乐队较劲，还是在和自己较劲。音色要不一样，唱腔要不一样，每个小节都要不一样，“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死胡同里面。”

这种决绝的追求，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的音乐，第一次看他们演出的现场，宋雨喆歇斯底里的嚎叫，乃至他面孔的扭曲和变形，曾经在那一刻烙印在我的眼睛里，像一根被不断扭曲的橡胶棒，你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复原归位。除了自我的疯狂，宋雨喆还渴望来自外界的重击。有一次演出前，他告诉台下的一个搞行为艺术的朋友，在演出中间，上台用皮带抽打他。这个没有事先张扬的计划，在演唱《悲剧的诞生》时开始，那个早就喝多了的艺术家，直接就用皮带头打爆了宋雨喆的肩胛，音乐还在进行，皮带继续鞭挞，谁也没有想到的是，4个人中最瘦小的陈创远，抱着贝斯，飞起一脚，将艺术家踹下了台。“我看见阿远整个人从我面前飞了起来。”李旦说。

宋雨喆与李旦相识于迷笛音乐学校，组成了木推瓜的雏形，而后宋雨喆中途弃学，回老家长春的歌厅干活攒钱，认识了阿远。等到宋雨喆重回北京，在树村住下，陈创远也来到北京。而后张方泽加入，试用了两周，他从亚运村搬到树村，乐队正式成立。

他们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橡树酒吧，由《痛苦的信仰》乐队主唱高虎组织的这场演出，门口的演出公告上，将木推瓜写成了“木推车”。

5

“2008年，我搭车去新疆，躺在后排，途中，在车翻过一座高山的时候，倚着窗户，半梦半醒地看着星空，突然《悲剧的诞生》的旋律就出现了，我小声地跟着唱，没有人听见。那时侯，我就想还能弄，之前否定了的摇滚乐还在我的身体里。”宋雨喆清理了自己思想通道，“之前不仅仅是木推瓜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活着，是不是这样浪下去，还是找个女人。”宋雨喆重新开始做音乐，组建了大忘杠乐队，李旦还是鼓手。

之后，他们开始讨论是否应该为木推瓜出版一张唱片，办一场正式的纪念音乐会，但出于对音乐品质的要求，这个计划进行得并不快，“我想到40岁的时候，应该就可以了。”宋雨喆说。

但变化比计划快，随着陈创远和张方泽的同意，2015年，木推瓜重组。海口人和贵阳人重新到北京，开始了密集的排练，他们首先是要把未完成的唱片做出来，张方泽重新买了琴，他已经快10年没有弹琴了。

他们又重新录制了一遍专辑，连同15年前的版本，以及之前在德国录制的另一个版本，一起送往英国，15年的音色叠加在那张即将出版的唱片里。“对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我们意义重大。”宋雨喆说。

这是怀旧吗？或者说，这仅仅是肤浅的纪念吗？宋雨喆的答案要坚定得多，从放弃音乐，到拾回音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过去和现在连结的通道，他发明叠加可以是力量的增加，“如果过去是以卵击石的话，现在是以石击卵。”带着对世界观的重新认识和梳理，他笑着说，“我很欣赏年轻时候的自己。”

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具有前瞻性。

“现在，我希望当一个Rock Star。”

6

《大师与玛格丽特》、《自由和死亡》以及鲁迅和尼采书直接影响了木推瓜的歌词创作，荒诞与魔幻被赋予音乐性，那是不会腐朽的时间和空间。宋雨喆说：“年轻的时候看不懂尼采，尼采就是生活。”

2016年5月13日，晚9点半。

观众陆续进场了，400多人聚集在一起，乐器的声音率先经过昂贵的音响系统，紧接的，是打口的喉咙、胸腔和肺。

几天后，我在别人的微博里看见这样一段话，记录了当晚听完木瓜推现场的感受：

“听到最后一首歌的前奏，我就抬头望着天花板，希望星星快点落下来，把铁皮做的屋顶捅成篓子，这样它就能滴答在我的脸上烙下印记，我就能看到夜晚。”

美好得令人想哭。

美好得令人想笑。

唱片肯定得来一张

开场白

这里是仓库

会陆续放上旧文

它们是鞭子

鼓励我写点新东西

如果文字无法保鲜

那一定是写得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