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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天，我们继续热情地钟爱与谈论民谣与摇滚，仿佛向九十年代呼喊和致敬。感谢摄影师高原记录下了“黄金十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中国摇滚乐真实的台前幕后，亲历者的共鸣与感动全藏在那个年代的歌声里，时间感令人晕眩，而感动又不仅限于怀旧本身。让我们跟随高原的镜头重回90年代的中国摇滚乐现场，重温那份狂热、好奇与美好期许。
令人晕眩的三重时间
那个“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
文 | 丰玮
“那时，我们青春，有劲儿……那时我20岁，父亲送给我一台相机，我人生中第一台相机……出本书吧，仅仅为了那些再也不能重来的岁月，我们一起活过的岁月。是的，得飞起来。”
在《把青春唱完》后记中，高原这么写。
1993年，，史雷和高原。
读这本书，最好先忘掉“高原”是曾与某段娱乐新闻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真正的她，首先是一位曾行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摇滚具体生活中的参与者、感受者、摄影者。“魔岩三杰”时期的窦唯、何勇、张楚的专辑封面，诗意，冲击，又有梦幻的氤氲，皆出自其手。
这本《把青春唱完》，集聚了高原所拍摄的1990-1999间的中国摇滚照片。这些照片，从她亲手拍摄的数万张底片中挑选出来，大多首次面世。它们，不是设计好姿势的摇滚封面或宣传画，是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真实的台前幕后，是近距离的生活和接触，是郊游、出海、玩笑或友人的葬礼，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其时鲜活的状态，有张狂有沉静，有开怀也有忧郁。镜头里有：崔健、窦唯、何勇、张楚、老五、丁武、高旗、艾敬、许巍、汪峰、孟京辉、老狼……如今回望这些照片，它们齐齐从各个侧面，描述着那个“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
河南任丘，邓讴歌在演奏，观众席里混杂着狂热和好奇。
演至兴奋之处，何勇跳到了讴歌身上。
那个“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其时正是青春年纪，又生活在北京，爱上摇滚乐，就会目睹或是亲历这一段难得的时光，也是高原现在回想起来的“好时光”。
《把青春唱完》在照片之余，还有小段文字配述，恰到好处。比如书中提到，同是参与摇滚乐的高旗，一直在对中国摇滚的进程做记录，他采访过大约50个摇滚圈内人，问到各位为什么会做摇滚乐，答案几乎全是：能让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也曾是同样的目睹和亲历众者之一，每当回望九十年代，总有别样的韵味。但面对未曾用青春经历的他人，却又总无法用语言传达，令他们有同样的感动和共鸣。多次失败失语之后，渐渐明白，如想谈论九十年代，需要手持一些“通关密码”。《把青春唱完》，就是这样一道通关密码。
1995 年，老狼坐在家外走廊。这一年，，推出了《恋恋风尘》专辑。
作为《把青春唱完》的读者，我不太同意老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个时代，因为“整体焦虑，混乱茫然”，才有了九十年代摇滚乐的密集性爆发。我更赞同高原镜头下描述的那些积蓄能量的身影，那些有着各自个性的眼神，无一例外投入的神情——是因为纯粹，精神的自由、愉悦和充实。以及与之反照，是同样存在的：物质的清贫，信息的稀缺，几乎空白的商业常识。
翻阅照片之余，也是在回望那时的自己。
书中有如下场景：为去外国人集聚的俱乐部看演出，喝不起酒水，常在街对面便宜的地方先喝差不多了再进去，或对着洗手间的水龙头解渴。在正式签约前，唐朝乐队吃散装的方便面，没有调料包的那种。丁武自己常买一袋奶粉，每次三勺冲一杯，当作中午饭，晚上再冲一杯。丁武、王迪与吉他手老五初次见面，聊音乐，看资料，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到第二天傍晚，忘了时间，没人提吃饭，最后才觉得饿了，吞了几个包子。高原回忆：那时大家几乎天天见面，有时有事儿，有时没什么具体事儿，也是在一块儿，聊最近看了什么书，看了什么电影。
1991年，唐朝乐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录制《太阳》的MV（音乐影片，同MTV），这是《唐朝》专辑中的一首。
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形容当时的音乐人都处在一种“插班”的状态。能知道一点国外的乐器、当下的欧美乐队，信息都很珍贵。对“现代化”的投入状态，废寝忘食且忘我。“这个过程，我们很跳跃、快速地进化。大部分都是插班生，包括国内的民歌和老外的结合，都是在插班。并不是从国内的脉络过来的，都是我插一句，你插一句，都进入这个复杂的空间里面来。”老五最怀念的，是当时唐朝“乐队四个人全部是同步的”，那时信息又是单一的，“15万人在广场，一个人在台上，这种震撼很少有。”而现在，信息空间已早变为多重角度。
书中有一张照片，是窦唯他们第一次去香港红磡演出，看向窗外未知世界的眼神。九十年代，有一群年轻人，用自己选择的音乐去展现才华与个性，他们是什么状态呢？那个年代，又是整体荡漾着什么样的氛围，塑造了年轻人与今日不同的表情，挺拔的身姿，不羁的内心？那是必须用如《把青春唱完》这样的通关密码才能打开的世界，一段与精神上的自由、投入有关的回忆。
这本书，按时间排序，却又不受限于任何大事记。照片一律黑白呈现，翻来有独特的气质，如同怀旧的色彩。只是在今天翻来，又绝非怀旧那么简单，还有一张张照片令人晕眩的时间感。
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
照片的核心价值，不在事件与物象，而在时间——罗兰·巴特曾经写道：一幅早期拍摄的伯利恒照片，具有令他“晕眩”的三重时间：两千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之时，近百年前无名摄影师摁下快门之时，以及，他本人观看这件照片之时——摄影的性格，非但取决于拍摄的一瞬，之后，时时刻刻，伴随光阴，在被观看的不同瞬间，引来不同的解读。
等再过三十年，我们如想要回忆青春，九十年代的青春，这本书中的照片群图，会不会更让人温暖、撞击、唏嘘，然后长叹？
其实也根本不用再过三十年。即便是现在，离书中的九十年代已隔二十年，曾经瘦削的已发胖，曾经长发飞扬的已秃顶。更不用提，曾经清澈的眼神已浑浊。比这更悲伤的是，曾经的画中音乐人已逝去：张炬、吴珂、王晓京、张永光……
在《再见，张炬》中，张楚唱了一首《我的睫毛都快吹掉了》。
高旗在《再见，张炬》专辑中录制了一首《绿草如茵》，他的手当时因为踢球受伤了。
活着的，曾经生命中非音乐不可，如今大多已不再侍奉音乐，生活的焦点变成多个，从而，也成为人群中不再飞扬和自由的那一个。如此，照片令人晕眩的时间感，还有一重，它在问：为什么中国摇滚乐没能像欧美的许多乐队一样，种入年轻的血液，走过中年，走进老年，一种信仰成为终生，不犹疑，不犬儒？我们这里，为什么大多在中年之后，尽早归安，有的快速遁入清净，有的挣扎在世俗，有的尽失自由，才华褪去，不再去做年轻时天地间那个唯一的梦？观看照片之时，也是在观看并非画中人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二十年前的自己。
“那时我20岁，并不迷茫，其实我们的迷茫是从40岁开始的。”高原在后记中写。“每一次接到朋友离开的消息，都会震惊和难过一阵子，现在这样的震惊与难过越来越频繁。常常会想到自己终会离开，能留下些什么？这也是最终要做这本书的原因。”她告诉自己还活着，并且鲜活过。
窦唯。
左起：张楚、郭大炜、张培仁、张有待。
摁下快门时，身处好时光。现在观看这些照片时，是在回望，回望那个90年代，即便不是摇滚乐爱好者，也可以通过这些照片，带着晕眩的时间感去看那个年代。如同，翻阅一本美国《国家地理》的20世纪初中国老照片，去了解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照片凝固，因观看者而产生不同的意义。这可能是摄影最大的魔力之一，也定义了一名摄影师的优秀，不仅仅在于技艺。
有位80后摄影师对高原说：“我觉得你拍得一般啊，没什么牛的，好多焦点都不实。”
“对啊。”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你牛啊？要是我在我也能拍。”
高原答：“对啊，这就是我为什么牛，因为我在。”
本文选摘自9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10版，文：丰玮，编辑：方格，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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