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朋克,涅槃和中国特色摇滚(下)

当时的并不认同摇滚乐。在他们眼中，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断送革命的糖衣炮弹；不过他们对于革命却是一直持赞同态度的。布莱恩·依诺曾说，他们与“我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相信艺术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因此在我们看来，郝舫的观点陈腐可笑，但他对于摇滚乐的信仰却一直没有动摇。

而且郝舫在这件事上并不孤单。“我们研究过摇滚乐的历史，”郝舫告诉记者，“说实话，我们特别的羡慕...中国八十年代的气氛和美国六十年代有点像：文化圈的人以为他们能改变世界。”不止于此，郝舫们还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

其实早在1942年，中国尚在四处打游击时，他们就认真讨论过文化艺术在革命中的作用了。他们认为，艺术的任务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不过让当权者失望的是，中国最好的摇滚乐手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而郝舫也用笔做到了他们用音符做到的一切。

，郝舫转行以写音乐为生。他希望能借此提高当时中国的音乐创作水平。他的前两本书讨论的是流行音乐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以及摇滚乐的社会文化意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于此，他想到最多的是科特·柯本。

除了柯本，他还想海子。“我在海子的诗里听到了柯本的灵魂。孤独，抑郁，还有对社会的不满。”郝舫迷恋柯本，总想写点关于他的东西。每次下笔，他都发现柯本的影响范围之大让人吃惊。“我没以为自己会写一本百科全书来着。”结果是，他觉得自己简直在写。

在《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出版之前，柯本在中国不是没有名气的。1995年，就有人在北京发起了首次柯本纪念演唱会，且该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又一场柯本纪念演出在武汉举办。很快，这座睡城就发展成了中国的摇滚重镇。

不过该书的出版还是有着与崔健首张专辑发行相仿的效果：许多人醒过来了。这些孩子发现，柯本的歌曲完美演绎出了他们苦苦压抑在心底的感情。柯本懂得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有中学校长在得知学生给篮球队起名“Rape Me”后写信责骂郝舫，但更多人写信却是为了告诉他，你写的不是柯本，而是我们。少年人拿着起了毛边的书让他签名，说这是我们的武器呀。这也在侧面证明，有一大批中国的年轻人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

郝舫说，“科特·柯本告诉年轻人，朋克和另类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位乐评人颜峻则认为，《灿烂涅槃》的出版使“以涅槃为代表的地下精神”终于浮上水面。颜峻还指出，告诉别人“我们是一支地下乐队”变成了一件十分体面的事儿。越来越多的乐队抛弃了前人引以为傲的舞台技术，地下文化成为摇滚圈的主流。“大牌玩儿金属，”地下婴儿乐队（中国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的创始人之一这样告诉记者，“朋克才是普通人的。”总之，朋克、另类以及其他地下摇滚乐队从崛起时就是与当时的主流乐队——即那些唱片销售量动辄以百万计的摇滚乐队——唱对台戏的。就像69乐队在一首名为“有中国特色的Rock N’ Roll”的歌里写的，他们认为某些乐队“用摇滚去出卖良心/用愤怒去换来黄金/用长发去掩盖空虚/用音乐去欺骗真理”。

一夜之间，黑豹乐队沦落成一个普通的流行组合，新乐队遍地开花。魔岩的地位一落千丈，摩登天空、嚎叫等独立厂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音乐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在树村，一个北京北部原本鲜为人知的小村庄，许多地下乐队找到了成名前的歇脚地，期待着在生活成本高昂的首都找到自己的音乐梦想。

到1998年，北京的朋克现象已是世界瞩目。1999年，一张名为《无聊军队》的合辑得以发行，其中收录了当时四个最优秀的朋克乐队的歌曲。同年，瘦人乐队成为中国第一支有全国性影响的地下乐队。随着涅槃乐队那张著名的不插电的发行，柯本的影响力也从大城市蔓延到了田间地头。

在这所有乐队和音乐人中，似乎唯有谢天笑近乎完美地继承了涅槃的遗志，有人甚至称他为柯本的化身；冷血动物乐队在世纪之交发行的同名专辑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巅峰。不过，谢天笑们究竟是在怎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黑豹们呢？这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地下”、“独立”和“朋克”这些词汇在当今的语境下又一次被滥用；虽说中国与中国摇滚都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但人们眼下正在经历的，仿佛是另一个迷茫的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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