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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爵士乐在中国

小白币读 2021-02-21 10:05:23

周四下午,刘元坐在他的东岸酒吧休息室里,屋外,刘玥和他的三重奏在排演着一曲约翰·科川的《不定之年轻》(Too Young to Go Steady)。科川是刘元最喜欢的一位萨克斯手。尽管JCW与江湖酒吧偶有爵士乐演出,东岸酒吧仍旧是北京传统爵士乐的“唯一符号”。


爵士圈里管刘元叫“队长”,不仅因为他作为萨克斯手与崔健一同开启了中国摇滚乐,也因为他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但是刘队长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爵士乐的铺路者。80年代初,一些欧美音乐流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人们讨论着流行歌曲是否可以广泛流传”的岁月,大院子女和歌舞团子弟率先成为这些音乐的尝鲜人,此时,刘元已经在电影和音乐中了解了萨克斯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吸引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刘元说。刘元的父亲刘风桐是著名的唢呐表演者,凭着“祖传的技艺”,刘元考入了北京歌舞团。1978年,随团在比利时的迪南访问演出时,刘元在小城发现了更多的萨克斯,这里恰是萨克斯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的故乡。回到北京后,他来到位于安定门的北京乐器厂门市部,用460元买下了一支鹦鹉牌萨克斯。“我攒的工资还不够,又找家里凑了些,不过我当时已经觉得自己想清楚了,觉得自己会认真对待这个乐器,因为我喜欢它的声音。”刘元说。



△ 刘元在东岸洒吧


△ 上世纪90年代时的刘元


“那时候,很多老同志觉得我吹萨克斯偏离了本职工作。当时的北京歌舞团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喜欢玩一些新鲜的音乐,就这样,我们七个‘不务正业’的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崔健当时也是其中成员。”1984年,七合板乐队录制了一张以翻唱为主的专辑,封面上七位打着黑领结的年轻人站在一起,刘元觉得当时也有过试图做爵士的迹象,但技术有限,最终做成了轻音乐的感觉。随后,这支“崭新”的电声乐队开始在北京的小型现场演奏起西方流行音乐。刘元说:“这时候又有很多人站出来说我们这种音乐太自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演出形式,舞台姿态跟别人都不一样。”


“七合板”解散后,刘元加入了ADO乐队,并长期担任起崔健的萨克斯手。1986年,崔健和刘元走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演唱了新作《一无所有》,当歌曲结束时,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不多久,这首歌传遍了整个中国。摄影师肖全,曾在8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当时的文艺先锋分子,在他看来,崔健的音乐就像一个“无形的符号”。他说:“当时我在成都,有人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发电厂举办了一场圣诞节派对,一个画家带来了一盘崔健的单曲磁带,所有人听完后都变得兴奋、疯狂,它的节奏是新鲜的,歌词表达很直接:后来我开始拍崔健乐队的现场,我觉得他当时的音乐气氛是带有些刺激性的,很煽动,你可以感到在场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听到新的声音。”


△ 崔健与ADO乐队成员游览天安门广场 (摄于1988年)


△ ADO乐队在马克西姆餐厅演出(摄于1987年)


“80年代,资讯是闭塞的,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时,很多人还不了解电吉他的音色,有人以为是小提琴的声音。”在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刘元只能靠听着磁带摸索演奏技巧。“当时我听的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磁带都是串的,没有复读机就手动倒带,磁带听几百遍以后声音就模糊了,当时也有一些人在吹萨克斯,但我觉得那都是轻音乐,跟爵士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和磁带上吹的一样,那就没错了。”刘元说。此时,刘元和艾迪的ADO乐队也开始了规律的排练,“这个乐队有点儿‘国际’,成员里有黑人、白人和中国人,所以音乐上也有一点摇滚、一点布鲁斯和爵士,一点放克(Funk)。”


△ 刘元爵士乐队成员在CD爵士咖啡馆。左起:黄勇、刘元、古贺泉、夏佳(摄于1995年)


△ 钢琴手孔宏伟


崇文门饭店1楼的马克西姆西餐厅今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气派,停在门口的1956年甲壳虫也不见了踪影,作为北京的第一批西餐厅,它已变得不再那么特殊。1983年,皮尔·卡丹投资数百万美元在北京“克隆”了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当时的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卡丹疯了,在月收入几十元人民币的国家,办高档西餐厅形同自杀。一位曾在80年代工作过的侍应生回忆道:“这家餐厅的装饰与巴黎马克西姆的百年老店很相似,桃花木贴板、鎏金藤条图案、吊灯、巴洛克玻璃穹顶都让人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那会儿,来餐厅的都是明星和常住在北京的外交官。”


“当时的马克西姆偶尔有些演出,ADO乐队后来被请去表演,我记得当时的门票就要一两百元外汇券,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连一杯可乐都买不起,但是觉得有那么一个舞台就不错了,当时做音乐没有一点玩票的感觉。”ADO乐队逐渐开始有了演出经验,“乐队还是以翻唱为主,艾迪和崔健都能唱,布拉什(Blash)弹贝斯、张永光打鼓,庄彪负责键盘,那阵玩爵士还有人不接受,后来听说皮尔·卡丹本人觉得还不错,我们才开始在演出时加入一些即兴。”从1987到1989年初,ADO乐队也陆续接到一些酒店的邀请。“当时能演一个小时以上的乐队并不多,很多乐队水平也有限,ADO乐队开始有了些名气,那会的演出费也能挣到几百块一场。”


张有待是第一批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上学时就已经开始“收磁带”,因此“有带”成了他最早的外号。90年代初,张有待的“摇滚音乐杂志”节目已经吸引了一批听众,这个节目也曾因为反对“精神污染”而停播过数周,最后敏感的节目名称被更换为“新音乐杂志”。“我在8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听到ECM的约翰·艾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我记得是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带给我的唱片,它的封面上除了印着名字什么都没有,这是一张纯器乐的专辑,有点即兴,听起来很过瘾,可能是听了太多的摇滚乐,感觉这一张唱片把我带到了一个神秘的领域,但是当时在北京很难听到爵士乐。”


△ “爵士春秋”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张有待


不久,张有待在国贸饭店的酒吧里遇到一个来听音乐的美国人,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家属,也是个爵士乐迷。“后来他请我去他家,我看着那几百张唱片特别眼馋,都想听上一遍,又不好意思管人家借。后来,我回到台里,找到立体声部的领导申请这个节目,想把这个哥们儿连同他的收藏一起搬进演播室,因为当时台里人有不少发烧友,能够自创节目的人又少,节目就这样获批了。”张有待说。


新节目名叫“爵士列车”,这个名字和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的电影《猜火车》有一点关系,在张有待看来,90年代的人,耳朵很开放,当时很多听众都觉得新鲜。“小柯曾经是这个节目的听众,他还来信要求过放一些音乐。”张有待说,“这个节目一直做到了1995年,直到那个美国人搬着他所有的唱片回国了。”此后,《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成为接替“爵士列车”的节目。张有待说:“没有一个人是爵士百科全书,对于我来说,爵士最大的魅力是它永远的新鲜感,爵士乐能教会你很多生活的道理,它像是一种常识。”


“爵士乐诞生在上世纪的20年代,那以前,人们听到的大多是古典和民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布鲁斯出现了。美国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很快成为第一个大都会,那里有城市化的生活,也有外来文化的融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聚集在一起,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舞厅、酒吧、红灯区,醉酒的黑人钢琴手把与生俱来的节奏变化带到跳舞音乐里,贝多芬的音乐里也有了切分音符。1923年,‘新奥尔良节奏之王’(New Orleans Rhythm Kings)——一支活跃在芝加哥的白人乐团开始录制唱片,就这样,爵士乐伴随着都市生活诞生了。”张有待说喜欢《猜火车》里的一句话,“什么都变了”(Everything is changed)。在他看来,90年代的北京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至少,爵士乐的身影让这个安静的城市多了些“跳动”。


吾道(Udo Hoffman)至今还是一个时常被爵士乐手提起的名字。1993年,这位爵士乐爱好者开始和歌德学会、欧洲的一些使馆文化处申请经费,邀请国外的爵士乐团来北京,由此,北京的第一个爵士音乐节“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出现了。10年中,戴安娜·瑞夫斯(Diana Reeves)、迈克尔·布瑞克与兰迪·布瑞克兄弟乐队、大卫·桑切兹、贝蒂·卡特(Betty Carter)、刘元、天场乐队都曾登上过这个舞台。“当时的音乐现场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很多音乐人对于爵士的认识也可能是单一的。”刘元说,在90年代,爵士乐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陌生且模糊的感觉。“很多人尚不知道爵士乐是什么。”有观众回忆道,“在场的观众时多时少,偶尔可以听到一些熟悉的乐段,那些有经验的乐手会活跃台下的气氛,当然也有不少匪夷所思的演奏,这些音乐在今天听起来都有些‘实验’。”


此时,崔健乐队的《红旗下的蛋》刚刚上市不久,歌曲尾奏的3分钟自由爵士即兴,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起中国的爵士乐。“其实当时这段独奏也是为了配合歌曲创作的,并没有特意做成爵士,但它可能带来一种效果。”当时的一些杂志开始意识道,中国人也开始搞爵士乐了。此后的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也开始出现了“东西合作”的计划,立陶宛爵士鼓手弗拉基米尔多次与北京的一支打击乐组合同台,张维良、叶小钢等人也开始尝试着与西方爵士音乐家共同演奏,北京的天场乐队也将三弦融入乐队创作了一曲《颐和园》给不少来自欧美的乐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国爵士钢琴手米契尔·派卓西安尼(Michel Petrucciani)是孔宏伟最初的学习对象,在9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崔健乐队的键盘手。那阵,孔宏伟找到鼓手张永光、贝司手张岭、吉他手刘林与萨克斯手杜银蛟准备组建天场乐队。此前,中国尚未出现爵士乐唱片。“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乐手,手上的活儿好,又在创作状态,但是当时对如何制作一张爵士唱片还没有概念。”张有待说,“美国制作人丹·西格尔(Dan Siegel)很好地把握了乐队的意图,并把他们融在一起,每一个乐器的声音都收得很干净,清澈得就像是80年代的流行爵士(Smooth Jazz),具有国际水准。”


△ 天场乐队首张爵士乐唱片《Made in China》


“天场乐队的名字就是北京的符号,这个乐队偏fusion(融合),唱片封面是一个叫祝小民的音乐人画的他自己小时候站在天安门前合影的样子。”孔宏伟说。1997年,张有待犹豫了半天,把唱片店里的最后一场天场唱片买了出去,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再也听不到这支乐队的消息了”。孔宏伟说:“后来乐队的人都忙了起来,也都成腕儿了,再凑到一起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张唱片其实挺值得收藏的,遗憾的是我自己都没有留下一张。”


1995年后,中国几支乐队在香港的现场专辑发布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要听一次音乐会现场。“那会儿,北京玩摇滚和爵士的人都走得很近,基本是一拨儿人,很长一段时间都等不到一场演出。”在刘元看来,没有演出的乐队就没生命力。那会,三里屯已经有了4个酒吧,刘元挨个去问,店主都不喜欢爵士,后来,刘元开始与位于东三环的CD咖啡馆合作,试图把这里变成一个爵士主题的酒吧。刘元记得,第一次走进CD咖啡馆的时候,墙上还挂着谭咏麟和梅艳芳的海报,另一侧挂着马拉多纳。


“我开始慢慢找乐手,一拨儿一拨儿换人,不会玩也没关系,喜欢的人就连帮带拽,后来我发现,还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爵士事业具体化。我当时粗算了一下,能正经玩爵士的没几个,喜欢的有一些,离形成一种文化还差得远。”刘元说。1997年,刘元把CD咖啡馆改名为“CD爵士”,虽说初衷是为了“给爵士乐一个家”,但是北京的摇滚音乐人也面临着找不到演出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汪峰、窦唯等人都会在这里演出。1999年末,位于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拆迁后,一伙“朋克”青年也开始涌入这里。“那会儿的感觉挺好的,虽然玩的音乐类型不同,也会彼此关注,有点学习的气氛在里面,其实除了流行音乐,很多音乐在中国的发展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爵士酒吧能带给社会一个信息,我们在发展中,北京的爵士底蕴也不是一代人的事儿,这和环境、听觉口味都有关系。90年代初,一个有点实验性质的爵士音乐家约翰·左恩(John Zorn)被人带到广州的夜总会演出,他最后是被人用鸡蛋扔下来的。在北京,我能看到爵士乐的发展,这里有一种对音乐的尊重和包容。”刘元说,“到了2002年,更多人开始认可这里的爵士氛围,观众也开始固定下来,它也开始变成交流的圈子,一些喜欢爵士的外国人和年轻人开始加入到我们中来,在后半场的即兴段落(Jam Session)中演一段。当时CD的氛围特别好,在门口卖盘的男孩都能叫出几个爵士音乐家的名字来。”


2006年,刘元在后海重新开始了他的“爵士圈子”。从东岸酒吧的窗户向外望去,正好可以看到什刹海,从周四开始,每晚没有空位,紧促的40多平方米恰好把音乐聚拢起来。刘元说,东岸酒吧开张后就不再卖门票了,“我希望能有更多人走进来看看爵士乐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听见看见了,也开始乐在其中,我希望这里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所”。在张有待看来,今天的上海爵士酒吧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气氛,外国乐手大多集中在上海,那里有更多的演出场所,也有爵士乐的传承。“可能很多人是附庸风雅去的,但是他们组成了基本的音乐市场,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慢慢升级成懂音乐的人。”张有待说,“爵士乐跟乐手有很大的关系,观众透过演出能看到音乐人的生活状态、音乐素养。”


有那么一段时间,孔宏伟总会在家戴着耳机,光着脚,练8个小时琴,晚上,他会在Big Easy弹上一会儿,那是一个美国人按照新奥尔良家乡的建筑设计的爵士酒吧。“这种练琴状态似乎又回到了上大学时开着琴房门飙琴时的样子。”孔宏伟说,“爵士乐不能光有感性的认识,不知道理论不行,提高技术才能展示旋律上的美。”


“中国的音乐是线性的、流水式的;西方的音乐是块状的,讲究和弦。我们在古典体系里就到7,以上就是无调性了。实际上在浪漫时期,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都很接近今天的现代音乐,他们已经超出了块状和弦,有了9、11、13。勋伯格也曾经提出过。”孔宏伟说,“我们专业的音乐教材就像国外普通高中的教材,日本和法国的普高教材是我们专业作曲系的教材。”14岁的阿布是孔宏伟的钢琴学生,在他看来,古典与爵士的兼顾让这位钢琴少年对音乐有了更多的认识。“爵士教育可以让很多乐手不被音乐所束缚,现在崔健乐队的乐手基本都是学爵士乐出身,因为摇滚乐是爵士体系上的,音乐上的语境很相似,玩起来也很自由。”孔宏伟说,“中国古典乐曲就是个例子,我们过去用音乐表达心情,表达高山流水,没有歌词的辅助,因为音乐就是一种语言。”


△ 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开设的爵士大师课授课情景


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孔宏伟觉得扩招后的学生质量已经不如从前了。宋军光是一位钢琴老师,2010年,他开始担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爵士学院的院长。“2001年,现代音乐成立的时候就有爵士系,我那时还是学生。”在宋军光看来,国家的音乐学校里没有爵士系,多数学生对爵士音乐的概念也不清晰,因此,想让学生学习爵士乐,必须先从兴趣开始。李晓川、刘玥、贝贝等著名的音乐人和乐手都成为这里的老师。“听和实践都是学习音乐最重要的部分,”宋军光补充道,“很多学生也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学习音乐的初衷可能不是因为喜欢,至少不像当年我们那么有热情了。”2012年夏天,由现代音乐学院教师组成的拉丁爵士乐队Los Amigos应邀在钓鱼台为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演奏了古巴音乐,受到好评。宋军光觉得这是一种鼓励,“在过去,执著的音乐人很难得到这种机会”。


在刘元看来,2006年开始的第一届“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衔接了当初的爵士周。“它似乎开启了另一扇门,但是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音乐节,或者人们只在某段时间关注爵士乐是远远不够的。”刘元觉得,爵士乐发展那么长时间,流派风格很丰富,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后就下了结论,“它造成距离感”。白鑫哲是一位爵士乐迷,在他看来,“爵士上海”和“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在以两种不同的城市气质呈现爵士音乐,“北京的音乐节有点‘学术’气氛,它很严格地筛选了音乐家名单,成为乐手之间的交流平台。上海的音乐节很开放,它有节日的气氛,和爵士有关的任何音乐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 2010年第五届“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开幕演出现场


“很多人看到爵士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演奏可以即兴、节奏富于变化;而爵士乐又是极其严谨的,它的和声、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错误和不协调,所以说,这种音乐包容了理性与自由,而演奏者决定了两者间的平衡。”刘元觉得,爵士就是一种语言,乐队的演出则更像是对话,情绪表达是最重要的,“同一首曲子,每次表演,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不同的”。2013年12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爵士乐学会成立。会长刘元认为,作为中国爵士乐的第一个专业组织,它意味着本土的爵士乐创造、演奏及相关工作有了自己的大本营。刘元说:“实际上这个协会还是群众性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流行、摇滚、古典都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但是爵士乐的发展还不平衡,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享受到这种音乐。”张有待也透露道,纽约最顶级的爵士俱乐部也将来到中国,“原汁原味的传统爵士会成为这个城市音乐现场的又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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