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醒来已至中午时分，天阴有小雨，洗漱完毕，叫妻出去吃东西，妻头微痛，懒得动，叫我带一碗素粉回来。不足十分钟脚程，便到了美食城，毫不犹豫吃了一碗牛肉粉，加一份牛杂一个煎鸡蛋。吃完将素粉打包带回，妻吃得香，但觉得这油辣椒太辣了些。
新年的第一顿饭，最常见贵阳吃食，一荤一素，从舌尖至胃，我们都盼着这米粉的味儿。
这世界发展的确太快，你我只能靠胃对味道敏感固执坚持着自己的那一丁点儿生活习惯。
这一丁点儿生活习惯在有些人眼里也是极不健康的。
跨年的热词：老炮儿。
六爷拖着杀奔彼岸，我差点从座位上站起来，我入戏了，也他妈想去杀个痛快。我们这代人离老炮儿还有些距离，顶多也是个中炮儿，按理说，也算混得可以，有房有车还有家，有空还能玩调调喝几杯泡泡小姑娘，各自身上都有这什么老总那什么总监什么主任处长主席，至少，还是个艺术家诗人什么的。
妻的闺蜜叫我董画家，我听得顺耳得不得了，你叫那什么张画家李画家吴画家颜画家崔画家熊画家蒲画家戴画家夏画家石画家陈画家周画家方画家，咋个叫，就是没有董画家听着顺耳，这董字，就得和画家二字放在一起。
多有身份啊！
老炮儿们，只要是炮儿们，不管什么炮儿，到了一定的年龄，心里总是有股子劲憋着。
憋着，就得放啊。
江湖，当然应该有规矩。
说起老炮儿，我首先想到的是摇滚的老炮儿们。2014年3月，蒲菱、吴岸和我相约上海向The Rolling Stones致敬，也是向和The RollingStones为代表的摇滚老英雄致敬。音乐会不必细表，我们嗨了一晚上并且接着去酒吧透支我们的欢乐。
据说米克·贾格尔和几千个女人上过床，保守的说法是三千多个。七十多岁，不仅能在舞台跳来跑去，还得打上几炮，身体好啊，心脏好啊。老米克一生打了多少炮，摇滚这些老炮儿，还真是美军的榴弹炮儿，就算是拍击炮儿，射速也快的。
另一位老炮儿，称为摇滚变色龙，除了重金属，他几乎尝试了摇滚乐的所有风格，前几天，他离开了，癌症，69岁。
他就是大卫·鲍伊，先锋摇滚乐的积极实践者，时尚的宠儿。
鲍伊晚期的音乐，诗性的叙事，内敛，不张扬，可细品。
鲍伊走了，让我想起另一位摇滚巨匠，地道的美国人娄·里德，两年前，他也离开了。娄·里德和另一位地道的美国人约翰·凯尔一起组建了地下丝绒乐队。又一位地道的美国人安迪·沃霍尔是地下丝绒的推广人，甚至一度参与创作，推荐德国女人尼科与他们合作，推出多张名曰地下丝绒与尼科的专辑。沃霍儿称为波普教父，七十年代如日中天，美国文化的标志。不过，他推崇的地下丝绒乐队却上不了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他们的音乐，在当时太先锋小众了。
地下丝绒乐队的影响力仅限于真正的摇滚圈，大卫·鲍伊就喜欢极了，还有在当时还年轻的一些天才，也迷恋地下丝绒的音乐。后来都成了摇滚乐举足轻重人物，其中就有我最喜欢的U2。
仔细想想，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挺地方性的，还不是一般的地方性，往深了想甚至有点土。
最喜欢娄·里德写给沃霍尔的歌：Hello let's Me
安迪，是我，许久没见了
当你还在时，我本想再多聊点什么......
感觉是在墓前弹着吉他聊天，亲切感人。
《老炮儿》这部电影让我想起1991年秋天，我在北京中央美院壁画系进修，在史论系读本科的老乡王剑带我认识了一位叫三儿的朋友，我记得他姓吴，吴什么却忘了。三儿头发齐肩，微微驼着背，带细丝眼镜，不仔细看，见不着眉毛，单眼皮，嘴唇薄。北京叫三儿的哥们儿有很多，崔健乐队的鼓手就叫三儿，你随便在那个胡同的公用毛房小个便儿，会听见：三儿，吃了吗？
这位三儿，正好喜欢摇滚，正好喜欢喝二锅头和啤酒。在美院雕塑系帮一些老师打工，钱刚好够用，能隔三叉五请我们喝一回，就在他天坛旁的家里，两居室的房子，能瞧见天坛公园高大的墙。我和王剑常去，冬日里凑钱买上两三斤机刨的内蒙羊肉片，三儿有自己做的上好的韭菜花，窖藏的大白菜，电炉子上放铝锅，清水煮沸，几段大葱放进去，蘸酱调好，下锅，啤酒吹起，昏天黑地，聊女人，过干瘾。三儿说他认识唐朝乐队吉他手的前女友，每次说起，眼圈泛红，喝了酒之后，就更红得厉害，他总凑近我，悄悄说：总有一天约她来，你帮我们拍个双人体。他有一台雅希卡的相机，在那时绝对是上等货。
来年三月中旬，三儿终于约上了这位美女，打电话到美院学生6楼找王剑和我，那天王剑正好去上海找他的师兄李旭，快毕业了，他得去找工作，电话是贵州老乡陈余接的，中午便转告了我。我巴巴跑去，一大盘切成片的双汇牌粗肉肠和西红柿，油炸花生米，还有涮羊肉，我带了酱牛肉，啤酒喝起。这位美女典型的北京妹子，从我进屋就腻着三儿，抱着啤酒瓶子使劲吹，两瓶下去便嚷着一会儿拍她和三儿的双人体，我附和着，也使劲吹啤酒，使劲吃肉。美女叫琴儿，北京女孩说话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三儿和琴儿不断地碰着酒瓶子，不断上厕所，不到三个小时，便醉翻躺下。我吃了好多肉，见二人倒下，便不再喝酒，眯了一会儿，见二人无动静，随便收拾一下碗筷，拔下电炉子插头，打辆面的回我的住处去了。两周之后，三儿又约，见面便问我为啥那天跑了，我争辩我跑是为了他方便。那天我走后，三儿和琴儿差不多十二点醒过来，不见我，两人骂开来，说不够义气，酒量不行。他们接着又喝，却只剩一瓶酒了。我问下文，三儿说：我们睡觉了。
六月，我进修结束，三儿和我在北京的邻居老殷为我践行，老殷也是地道北京人，他说他母亲是梁思成先生的妹妹。老殷的长相让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和梁大学者的关系。我们都住在美术馆附近的沙滩，老北大的U型楼里，这楼是灰砖砌成的，呈U字型，据说是老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大约有三层，有很多单元，我们住在某单元的二楼，每间房屋的面积差不多，不到十平米，有公用厕所，住户们都在过道做饭，和电影中见过的筒子楼是一回事。我租住这里是因为有暖气，并且暖气不单独交钱。老殷住这里，，这是单位分给他的宿舍，他的家很远，周末才回去。我还有位邻居，云南的艺术家贺昆，他能卖画，有钱，常请我吃饭。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啤酒，下酒菜是猪肉炖粉条，酱牛肉和一些难吃得要死的凉菜，诸如小葱拌豆腐之类。临别，三儿拿出一盒录像带，是我在他住处看过好多次的1985年援非义演的现场专辑，并告诉我他另一哥们儿的录像机坏了，所以不能翻录，干脆送我算了。年底见，三儿说完便转身离去。我已预定在中央美院画廊做个展，时间是12月。
我的展览如期举办，却死活找不着三儿了。
展览只有五天，我居然卖了两张画，父亲的朋友的外国朋友买的，给了我两百美金。当时一百美金在北京可换人民币1200块钱，对我完全就是一笔巨款，我决定去上海看望已见过面的吴亮和未呈见过面的孙良、李旭和王天德。介绍我和三儿认识的王剑也已经分配到华东师大任教。
见着王剑便急忙问三儿跑哪里去了。
王剑说在新疆，帮人干装修活儿去了。第二天，王剑打费了些周折电话找着了三儿。
三儿热情道：哥们儿，展览不错吧，我他妈在乌鲁木齐干活儿，要呆上一年半载的，以后到北京找我，你的地址给我，我给你写信。
我只是好的好的好的，最后把地址给了他。
我一直未接到三儿的信。大约是2001年春，我出差到北京，住进宾馆便想起了三儿，但没办法联系，十年了，不知他在干些什么。
回贵阳的前一天下午，我在东西闲逛，偶遇一家音响店，角落里有盗版CD，我便专心选起来。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侧头一惊，熟悉的面孔，却叫不出名字。这哥们儿在我十年前美院进修时在雕塑系读本科，喜欢摇滚乐，在美国有亲戚，有很多CD和磁带。他有一台组合音响，双卡录音还带CD播放器，我常找他翻录卡带，一块钱翻一盒，后来他知道我和三儿熟，就免了我的钱，他和三儿经常一起帮某位老师打工。我在他那儿翻了好多卡带，他是斯汀的狂热歌迷，给我翻录了两张斯汀的专辑，还有恐怖海峡，德芙·里帕，U2等等。
寒暄之后忙问能否联系三儿，他立刻拨通了电话。
我们晚上在三里屯一间酒吧见面了。
三儿变成了短发，带了幅黑框眼镜，还是不见眉毛。
你长变了，胖了些，干麻把头剪了，三儿说。
你也不是一样吗？你剪短头发不好看，我说。
今天你请我吧，我没几个钱了，三儿说。
你还听摇滚吗？我说我听的，这次在北京还买了一些盗版CD。
我们喝了十几瓶啤酒，东拉西扯。三儿在新疆一直呆到1996年，跑遍了新疆各地，挣了一些钱，后又投资做生意亏本了，便逃回北京。
分手时我告诉三儿其实今天我想去他那儿喝酒。你还住那里吗？还在的，三儿说，我还是一个人，北京变了，真正的北京人少了。
琴儿在美国。我没问，三儿自己说了。
来年春节，我打电话给三儿拜年，却是空号。
现在，三儿也该是老炮儿了。
忽然想起北京的乐队边缘的一首歌，叫做《三儿的问题》。
这样唱道：
三儿的问题是口袋空空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希望爱情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也想每阔无空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复杂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你们的他们的问题
三儿的问题，是不是老炮儿的问题?
2016年1月14日于松溪河畔居室
注：在微信公众平台找不到三儿的问题这首歌，网易云音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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