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民工:北漂青年和地下摇滚乐

纪录片《艺术民工》中，朱晓光心怀艺术理想，却混居在北京西客站地下室。他身无分文，异想天开，不顾一切地开始纪录北京地下揺滚音乐。老旧的dv机总是坏掉，维修费太贵，只有自己动手修。这部影片的画质也许相对粗糙，它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活力却是无比的纯粹。

艺术民工：北漂青年和地下摇滚乐

陈家坪对话导演王家辉

陈家坪：是一些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想到要拍《艺术民工》这样一部纪录片？

王家辉：2005年6月，我从横店影视城跑到北京，准备剪辑一个在横店拍摄的短片，到北京后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了，就跟一个朋友去饭店干了两个月的服务员。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艺术民工》的主角朱晓光也从横店来北京跟我汇合，他当时是准备在北京拍摄关于北京的纪录片，拍摄住在霍营的摇滚歌手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他还想做一个实验片。他说自己是从横店逃票来到北京的，我们见面交流了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拍他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就这样我们说拍就拍了。

　　

我是2004年在横店认识朱晓光的，当时我在筹备拍摄第一部dv作品《作梦》。那会几千元的dv摄像机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是一个相当贵的商品，我没有钱买dv，通过朋友介绍,借用朱晓光的dv来拍摄我的作品。朱晓光人挻不错，他免费让我拿来用，他的dv是从家里借钱买的二手货。拍摄完《作梦》我们就成为了朋友，那时候我们都在横店漂。

　　

2003年闹完非典，我是九十月份去的横店。最早大家都是抱着影视梦跑到横店，然后发现现实跟梦想差距太大，只能在横店混日子。朱晓光也是非典那年去的横店，比我早到半年。横店搞演员工会，朱晓光是第一个跟横店演员工会签约的人。那一年，横店由于闹非典，影视剧少，横漂们大多混的很惨，好多人吃饭都困难。我跟他聊天，得知他原来也在北京混过，在北京做过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是个摇滚爱好者。他还在北京西站做过盲流，也在北京北影厂跑过群众演员，后来跑到了横店。通过聊天，我得知他在横店漂其实喜欢的还是北京，他说迟早还是要去北京发展。

　　

在横店，我记得当时最多的娱乐消遣就是租VCD看电影。当时也看一些电影杂志，第六代导演还在谈艺术，什么道格玛95，贾樟柯，侯孝贤。但中国电影市场很不景气，第五代导演还是主流，第六代导演也没起来。我看杂志在讲朱传明，吴文光，拿dv拍摄电影纪录片，渐渐大学生也流行拿着dv拍摄短片。我用朱晓光的dv拍摄完第一个dv片子以后，2005年初就跑到上海买了一个佳能dv，然后在横店拍摄了一个短片。

2004年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上映，看新闻说冯小刚要拍贵族，我拍的短片也叫《贵族》，想想现在应该叫蹭IP吧。2005年我拍摄《艺术民工》这部纪录片也算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差，拍摄dv剧情片要花很多钱，如果有了dv摄像机，然后拍摄纪录片基本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只需要精力和勇气，所以我就选择拍摄纪录片，选择拍摄朱晓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青年，我们是朋友，也比较熟悉，总体来讲就是这些机缘巧合，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艺术民工》  导演：王家辉  60分钟  2005年

陈家坪：在《艺术民工》这部纪录片中，朱晓光是一个怀着艺术理想，却混居在北京西客站地下秘室，从这个角度进入北京生活非常独特。朱晓光可谓是身无分文，异想天开，不顾一切地开始纪录北京地下揺滚音乐。dv机老是坏掉，他的处境朝不保夕，他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的一个北京，完全区别于北京国际大都市的主流形象宣传，但我们却更为真切，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时代生活中被压抑的人性和创造力。这部作品的画质也许相对粗糙，它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活力却是无比的纯粹。

王家辉：朱晓光逃票来北京跟我汇合，带的钱就剩下一两百元，其它家当除了一身衣服最珍贵的就是他那台dv摄像机了。我当时辞职，身上大概就剩下六七百元钱，跟另外一个朋友合租在通州一户平房里。朱晓光和我见面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晚上半夜到的北京，本打算在我们屋里挤挤凑和住一晚，结果房东发现了死活不同意。朱晓光差点跟房东骂起来，最后还是在外面熬了半夜。幸好那是七八月份，朱晓光后来还一直在说那个房东就是神经病。

后来我打算不租房了，决定跟朱晓光赶紧把片子拍完回横店。，，因为血站的意思是献血给你二百多的营养补助费。好多人就为了这二百多的营养补助费去献血。朱晓光也去了，结果检测不合格，血也没卖成。奥运会的申办确实给北京经济带来太多的发展机会，不过当时的北京经济还属于起步阶段，穷人还是很多，很难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外地人来北京就是打工挣钱，还生活生活了一群来北京追梦的北漂群体，比如摇滚歌手、画家、艺术家、诗人、演员等等，。

朱晓光在北京西站做过盲流，当时天不凉，所以他打算去北京西站住。意想不到的是，在拍摄的第一天朱晓光的dv就出问题了。因为用的是dv带，机器出现磁带等机械问题，开机一段时间又好了，反正一直有问题，找柜台去修理要价很高，朱晓光最后决定自己拆机修理，竟然修好了。

我们去北京地下摇滚排练基地霍营村，朱晓光本来就是一个摇滚爱好者，最早来北京就住在北京的第一个摇滚基地树村，后来树村拆迁了，很多乐队转移到霍营。其实，很多摇滚乐队也混得很惨，生活都顾不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地下乐队。朱晓光应该是非常热爱摇滚音乐，所以他首先去拍摄这些摇滚乐队。

我拍摄朱晓光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人才。朱晓光小学期间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名，他脑子里面的想法很多，但有些想法也比较极端，特别符合这帮摇滚歌手的气质。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punklord，他自己说就是朋克老大。我们的拍摄条件自然很艰苦，基本上就是坐公交车来回跑，去霍营，去迷笛音乐节，去北京的各个地方。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谈论梦想，我觉得朱晓光拍的是霍营村当时地下摇滚音乐的状态，还有北京的快乐与愤怒。我的想法是用最纪实的记录手法去拍摄。我拍《艺术民工》的想法就是展现朱晓光对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个视角，和他对摇滚音乐纪录的一些现状，以及他的生活状态。

就当时来讲，dv的画质还是过得去，现在看来有些惨不忍睹，粗糙得不可以接受。但是纪录片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可以记录一些消失了的事物，或者历史什么的。现在虽然有了各种高清设备，4k摄影机，但是当时那样生存的地下摇滚乐队已经不见了，很多当年的地下摇滚风格都改变成乡村音乐，再不是那个味道了。

陈家坪：《艺术民工》拍摄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这个作品是怎么完成的，在你的个人生活及艺术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王家辉：《艺术民工》拍摄结束后，我剪辑了个比较长的版本，大概两个多小时，片名叫《活在北京》，内容比较全面，节奏比较慢，还剪辑了一个二十多分钟的短片版本，叫《首席网络导演盲流北京》，主要是一些片段。

我2005年拍摄纪录片那会儿，大概才二十二岁，也年轻气盛，喜欢电影，喜欢纪录片，也喜欢冲动，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感觉。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比较怀念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艺术民工》这个版本，是前些天朱晓光做剪辑的朋友王康看到这个片子以后觉得有价值，可以再发掘一下，于是王康剪辑完成了这个最新的版本，取名《艺术民工》。

中间这些年，随着视频网站的崛起，我也拍摄了大量dv短片，但都不成功，什么原因都有，主要还是经济条件差，个人原因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2009年以后我就很少拍摄作品了，主要专职从事摄像师工作，赚钱混日子。

我的私人生活变化不大，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老男孩，喜欢新鲜的东西，对一些丑恶的现象表示愤怒，然后就是混日子。这些年，我也拍摄了一些央视频道的电视节目，还有各类宣传片、专题片，各种摄像工作。2013年我辞去比较稳定的摄像师工作，又转行做起了自由摄影职业，因为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吧，上班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个比较痛苦的事情。2014年拍摄朱晓光出演的微电影《屌丝》，差不多也是纪录片手法拍摄的。我做摄影师也拍摄了几部网络大电影，内心里还是在做着导演的梦。今年，我跟着朱晓光去骑行顺便拍摄了一些东西，有机会还想再拍个剧情片。

我觉得《艺术民工》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完成过程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影响最大的就是纪实风格，还有对这个社会的了解。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有些东西你不去了解就永远不会知道。就我个人来讲，我拍摄片子总想去追求真实，尽量表达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跟央视的一位导演做摄像拍摄纪录片，导演的要求就是纪实电影，我用旁观者的手法去记录，不喜欢干扰事情的发生。因为我曾大量运用主流媒体的那种摄像技术，有位央视纪录片导演就跟我急了，说我这是不会拍纪录片，是在玩摆拍。他一遍一遍指导我拍，我也不知道是他在玩摆拍还是我在玩摆拍。央视导演去调动指导被拍摄者的情绪，而我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怎么说呢，时代变了，思想也变了。这些年过来，如果要想再让我拍摄纪录片，我就想拍摄一部关于污染环境的纪录片。

王家辉：摄影师、导演

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曾任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北京青年诗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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