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我们接了很多的演出，很多人在我们演完后问我演出效果好不好，我都会说，好。但是我最在乎的那个男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一直有个梦，就是在大学玩一个牛逼的乐队，成为一个牛逼的吉他手，在校园里演一场牛逼的演出。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单纯美好的梦想竟成为了我和那个男人一场持续长达四年的斗争。
那个男人，每次都站在舞台之外的某一处，若隐若现，每次回头望向他时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态，他就是我们熟悉又神秘的调音大师傅。
（That's him！！！）
没有别的意思，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校园小辣鸡乐队来说，调音师傅是我们在演出时唯一能够交心的人。
尽管很多玩乐队的朋友都发过吐槽调音师的朋友圈。
（大哥你玩调音台是最骚的）
校园乐队演出遇到的师傅，路子一般都很野，运气好的时候碰到耐心的大哥让你早点过去试音，运气不好的时候演出前让你来把线接好，然后“摇就完事了”。
如果你大学玩过乐队，估计你也有在校园里的小操场，音乐厅，甚至社区街道办的晚会演出的经历。
每次路过这些地方，伤疤总会被再揭开一次。
大一第一次演出，接了学院的迎新，排练了两个月Oasis乐队的《Rock’n’Roll Star》，主音吉他为了模仿音色特地去淘宝淘了价值二百多的手工推子块，调了一下午的音色，一直练到听到前奏就想吐的状态...
演出之前我们认为对所有可能的状况做好了准备，比如——
麦没声音，效果器电源插哪、怎么接线这些，我们自认为已经考虑得十分全面了，我还幻想万一有分体箱出现不会调丢了乐队脸怎么办这种问题。
到了现场，不会调分体箱的忧虑终于放下了，因为只有两个大喇叭。
主办方相信我们和放伴奏带的歌唱社团一样，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最后连麦都是我们自带的，当然，人声麦最后都被用在了底鼓上。
第一次与调音师大叔交锋，我们都想显得成熟有经验些，不可避免的说了一堆“师傅请多给我一点中频”这种措辞，好在无论你说什么，师傅都会冲你微微一笑笑，微微地比出OJBK的手势。
鼓捣一阵，听起来差不多了，是时候去看望舞队的姑娘们排练了。
轮到我们上场时，虽然第一次都有点紧张，但是我们控制的还好都没萎，听到想吐的前奏那一刻也让人神清气爽，我一刮弦准备进主歌，就听软趴趴的滋的一声，全队开干了。
在我这段几乎空白的记忆中，刚演了两三个小节的时候我楞了一下，之后和弦走向那些全都抛之脑后，我想的是一会该怎么跑，路线怎么安排等计划。
当时的人声听起来大概像凤凰传奇的畜牧业说唱一样突出，如果上天想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还不够努力，这未免太过于残酷了吧。
我的吉他在返听里的底鼓咚咚中不见了，我只能注视着广场尽头的夕阳，感受着这无比美好的演出，舞队的姑娘们吓跑了，我只希望这一切尽早结束。
毕竟第一次总是痛的，我们认了。
之后两年乐队为了生存，补贴购买设备，往往需要接一些商演，商演的情形更是极其复杂，经常被“相信自己”“怒放的生命”等曲目挑战，有时还要挑战即兴摇滚版“斑马斑马”。
往往你想象中的舞台是这样的——
到了现场一般是这样的——
商演中遇到的公司年会调音师一般要好很多，和他们的分歧一般不会出在技术上，只是审美有些不同罢了，反正把姿势摆好，最后能拿钱就行。
有些师傅给还会我们传授了一些十分宝贵的调音技巧，比如演出之前给师傅买包烟，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学生乐队对调音师傅们是有感情的，少则排了几周多则数月的演出一朝毁在他们手上，说没感情是不可能的。
岁月匆匆，我们接了很多的演出，很多人在我们演完后问我演出效果好不好，我都会说，好。但是我最在乎怕的那个男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
大四了，社团搞bandshow，我掐指一算，这大概是我们乐队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了。
大家都很重视，有的人怕线不够长换了无线，有的从特地找人借来分体箱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相信有这两三年和调音师量子力学般较量的经验积累，这次演出稳了，提前跟师傅说好了每个乐器大概想要什么样的感觉，整体是什么样的感觉，提前试音试了一个下午，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这样，不用再动了！
上台前我还凑过去死死地盯了一眼推子。
“调音老师！演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就行，答应我一定要一模一样好吗！”师傅微微一笑，叼烟的手依然微微比出OJBK的手势。
结局永远是一样的，吉他噪音一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那一刻终于割断了我和这位幕后男人一切的羁绊。
我留恋的看了一眼台上的队友，又看着观众一点一点往后退，我知道他这把是放开了，当时的灯光是血红色的，大哥帮我们把英伦摇滚演成了死亡金属，我转向了大哥，一边弹一边跪了下来，人群中稀稀拉拉响起了尴尬的掌声，我想这就是摇滚吧。
那时明白了校园乐队和调音师傅的矛盾是会永远存在的，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站在舞台上疯狂的扫着你的吉他，永远有一个男人在舞台旁边静静注视着你，他一边玩着你的音轨，一边想着：“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