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光（滚石公司国语事务处研发企划）
上次去日本，发现它的音乐只是一种流行产品，它必须跟其他的媒体挂上，比如说必须是电影主题曲或是广告
主题曲，那么这张唱片才会引起人们注意。大家都在花大价钱作很精美的作品。但是我们第一次听“唐朝”的
时候，我们都吓坏了。后拿给日本人听，把日本也吓坏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东西从大陆这边产生出
来，就是对音乐的那种执著的态度。
北京给我的感觉什么都是大，我想可能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写出“唐朝”这样的歌。我们把他们的词拿给很多
台湾写词的人看了，他们都说台湾写不出这种词来，没有那种背景。台湾写词的人很多，加上写流行歌曲写多
了，往往就在一个很小的点上开始写。除去罗大佑、陈森，其他人不会把视野拉得比较远来看一切。
张培仁（Landy，滚石公司国语事务处副总经理）
我觉得在一开始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只能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开始见到“唐朝”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看起
来真不错，再听了他们的音乐，觉得有种东西吸引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噢！他们可以创造出
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属于摇滚色彩的、激情的。我们都希望中国人能作出自己的摇滚乐，自己的音乐形式
。这个形式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于是他们就开始工作、写歌，慢慢地就把这个气氛形成了。这个
气氛形成以后，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属于中国人感受的东西出来了。等我把它们作出以后，我自己当然
是很喜欢，我感到它具有音乐上的深度，文化上的特色和与众不同的地方，技巧都是比较好的。
谈到“唐朝”的价值，第一就是在音乐方面，他们的确花了苦功，不管是选曲、创作、编曲、演奏上面，他们
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而这部分编曲、创作、演奏在很多地方都获得了承认和尊重。拿到日本去，拿到韩国去
，拿到各地区去，那些唱片公司的人听到以后都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和色彩。认为
它是亚洲仅见的一种作品，它跟其它地区的音乐都不一样，它可能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这样一种判断是
，你给他们谁办签证让他们出国定居，他们也不会去。这儿穷、这儿苦闷、这儿
空旷，这儿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假的。这儿是唯一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人并不想说太多，因为说多了显得做的就
少了。从现在的发展看，得利的也不会是他们，而是下一代人。但是他们并不以传教士自居，只是把自己看成
是投石问路的石子。”
“光有钱没有思想、没有价值，只是垃圾，什么也不是。这世界上有钱的人太多了，但是说明不了什么。他们
对钱的认识就是够用就行。然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乐器，剩下的钱不会去买好吃的、好穿的。可能会把朋友都
叫来，大家一起喝、一起造。花完了就告诉你，该轮到你了。就这么简单。”
“现在人们一说起来就是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很少有人说我们怎么样。这些人就是要找到我们的感觉。他们
不是一世玩世不恭的人，而是一些很认认真真生活的人。想找人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假的东西。他们
每个人都在别人身上找自己。”
“以前总觉得这世界对我们特别不公平，但是现在大家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已经足够了。”
“我给很多‘鬼子’听‘唐朝’的音乐，他们一听就说：这绝对是中国人的音乐。我觉得听‘唐朝’能够把我
们丢了的尊严找回来。一首好歌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他们的音乐可以告诉人们中国还有男人。中国人
听那些让人流泪的歌，听得年头太多了。但是现在不需要在音乐中哭泣或是躺下，而是需要在音乐中站起来。
如果有轮回的话，中国现在应该是转回辉煌的时候了。‘唐朝’的音乐就给我这种感觉。”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经济人？我说不是。在这个乐队的价值没有完全被社会承认之前，我只能在精神上给他
们支持，物质上我也什么都没有，只是个穷光蛋，所以谈不上‘经济’这两个字，只能算是事务代理人。大家
是朋友，应该把这件事当成一辈子的事认真地做。这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因为大家好得都跟一个人似的。
”
“我以前作歌手，对搞音乐的难处比较了解，我知道怎么可以帮这些朋友去打通一些有困难的关节。我希望这
些朋友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可以了。音乐以外的一切事都由我来做。将来可能也有很多人为了赚钱做这个，那也
正常。只要你把乐队的事做好，赚的钱也是你应该得到的。”
“商业化是谁也跑不了的。你的带子只要往架子上一放，你的照片就要和所有是人不是人的照片放在一起。那
个凝固的瞬间一样贴着灰，一样被人买卖。有时还会卖到十块钱三盒，这种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
沉默、勇猛的“黑豹”
创造性心灵溶于意志，命运的躯体溶于面具。……没有面具和命运的躯体，意志就没有可欲望的东西，创造性
心灵就没有可理解的东西。
威廉·巴特勒·叶芝
演出实况的几组镜头
“黑豹！黑豹！黑豹！”
“黑豹不出来我们就去烧汽车。”
“对，不出来签名我们就去**。”
演出已经结束，但是几百名激动的歌迷堵住剧场门口不肯离去。面对这种情况，郭四（郭传林，“黑豹”乐队
经理人）真是进退两难。如果出去签名，没有任何秩序，不知道歌迷里会不会有闹事之徒伤了乐队成员；哪果
不出去，又会挫伤铁杆歌迷。郭四正在权衡，一位维持治安的警察头风风火火地跑来，对他说：“你看能不能
出去给他们签个名，否则他们会闹出事的。”沉吟了一会儿，然后郭四说：“签名可以，不过一定得把秩序维
持好。”
那位警察出去没几分钟就完成了任务，郭四到门口一看，几百名歌迷排成一条长龙，仿佛虔诚的教徒等待顶礼
膜拜。他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回头招呼他的歌们儿，吉它手李彤、贝司手王文杰、主唱兼键盘峦树、鼓手赵
明义，大家依次开始为歌迷签名。
歌迷的疯狂和歌迷的数量，足以证明一种音乐受欢迎的程度。今天的“黑豹”已经不再是两年前被人排挤，只
能坐在场下扼腕叹息的“黑豹”了。它在全国拥有歌迷的数量直追崔健，而远远高出其他乐队。歌迷证明了它
音乐的魅力。
“黑豹”签名到队伍的一半，一个歌迷流着泪问“为什么你们只唱三支歌，还不如其他乐队唱得多呢？为什么
？”乐队成员无言以对。按节目单的安排，“黑豹”也应该像“唐朝”、“女子”一样唱六支歌。但是上一场
演出“唐朝”的鼓手赵年，演到忘情时把鼓槌抛向沸腾的观众。不想演出主管部门翻了脸，马上要取消下一场
演出。抛鼓槌在摇滚音乐会上是一种乐队与观众的交流方式，国外的演出屡见不鲜。1991年澳大利亚“四兄弟
”乐队在工人体育馆演出时，鼓手向观众抛掷鼓槌达十几次之多。然而中国乐队这样做，却犯了禁忌。
对于每一个摇滚乐队来说，演出的机会是最难得的。郭四、程进（当时“唐朝”乐队代理人）等带队者急忙出
面打躬作揖，一再保证。后来对方总算同意不取消演出，但是却限定了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演出时，“黑豹
”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乐队。刚一露面，歌迷的喊声有如风雨雷霆，排山倒海，几乎要冲破剧场。但是演到第三
支歌，规定的时间已到，乐手们虽然情绪正酣，也只得停手息鼓。狂热的歌迷那肯罢休，千呼万唤不见“黑豹
”出现，便演了剧场门前这么一出。
签名到最后，其他人开始往回走，可鼓手赵明义却让一群流泪的女歌迷围住了。有的抓他的长发，有的抓他的
衣裳，有的抓他的护身符（一尊小小的掩面佛），她们激动得已经难以自制。赵明义也深深被这种热情感染了
，他虽然挣扎，但又不愿生硬的伤害她们。郭四怕出意外，上前拉出赵明义。然而平时爱说爱逗的赵明义，却
动了情。他对郭四说：“四哥，你看她们哭成啥样了。”
这是“黑豹”在四川重庆演出时的几个镜头，录相机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如果我们现在来争论中国摇滚乐属于哪种文化范畴，它是否能够推翻固有的传统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的确为
时过早。但有一支北京的摇滚乐队，为什么会受到千百万歌如醉如痴的喜爱？为什么会在港岛瞬间掀起“黑豹
”热？为什么它会击败港台群星一举夺得过江龙金奖？为什么其盗版带在大陆发行了上百万仍然屡禁不止？他
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生活和创作？他们为什么叫“黑豹”？这是一些值得我们思考和亟待了解的问题。
当我和乐队核心人物李彤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你应该找郭四好好聊聊，没有他，可能就没有“黑豹”
，至少没有今天的“黑豹”。通常，一位经理人自然有他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他们往往是乐队初具规模或小
有影响之后的推波助澜。比如，“甲壳虫”乐队的经理布莱安，他们不是乐队的中坚或灵魂，仅仅是乐队商业
活动的执行者。然而，当我和郭四几次深聊之后发现，他对“黑豹”乐队绝非一个简单的经理人。
爱叫劲的郭四
郭传林，今年34岁。属于“出生挨饿、上学停课、毕业下乡、回城待业”的那一拨。中学毕业正赶上倒数第二
批插队。父母无权无势，身体没病没灾的郭四，只得无可奈何地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幻想和现实的差距造
成了这代人心里的不平衡，繁重的筋肉劳动使他不能不寻找一种抚慰心灵的方式。于是，一把六弦琴与他终日
为伴。
两年后，郭四被返城风刮回北京。为了生存做一天八毛钱的临时工。当时他并没有奢望，只想找一个正式工作
，以便使父母不再每天叹气。在街道办事处，他向主管分配工作的同志一诉衷肠，那位同志同情又为难地说：
“现在确实没有工作可分。”谁知一位来办事处办事的老头插嘴说：“小伙子，你想不想干汽车修理工？”郭
四转过头去回答：“只要是正式工作干什么都可以。”于是郭四跟着老头走了，做了汽修厂的学徒工。
郭四是那种永不满足现状的人，他并不怕吃苦受累，但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是他永远不能忍受的。郭四开始跟自
己叫劲。他写了一份退职申请交给领导。然而，郭四拿到手的却是一份开除通知，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1981年的中国似乎没有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辞职。单位认为，他这种行为简直无法想象！的确，当一个人对
一种公认的价值进行有意无意的否定时，他绝不会得到理解。郭四像是一只正在下沉的船，承受着来自四面八
方的压力。
回家的郭四，并没有加入去广州扛麻包挣大钱的行列，他要走自己的路。郭四用所有积蓄买了一把电吉它。那
时候还很少有人见过这玩意儿。一些哥们儿，像王迪等后来的腕，都到他这儿来看，每个人拿起来比划几下，
觉得挺新鲜。等到这些哥们儿走了，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抱着这把电吉它，他觉出了它的分量，这将是他今
后唯一的食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但是，闯荡了几年的郭四，1986年开始
意识到必须组织一支有现代化装备的队伍。而现代乐队首要问题就是电声设备。郭四听说，北京南郊的大兴利
福沙棘公司有意搞一个电声乐队为自己做宣传，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于是他开始往大兴
跑。
那鬼地方公共汽车坐到头，还要在田间走半个多小时。一个月下来，屈指一算，竟跑了20风趟。虽然每次都是
带着希望去，带头失望回来，但是郭四告诉自己，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下去。
我对面的郭四点上一支烟，好像刚从记忆的远方归来。他望着写字台上的那只木雕的黑豹说：“现在来回忆那
时候，真不知道应该觉得好笑，还是应该心酸。不过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爱叫劲。只要是下了决心的事，越难越
爱跟自己叫劲。”
“最后，公司终于同意投资买设备，由我来组织乐队，但是他们要求必须有一个单位出面担保。我又开始跑担
保单位，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却没一个单位敢担保。你想我们没有财产可抵压，又没工作，谁能放心呀。后
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西单路过，看见一个单位的牌子，心想成不成撞一把。就硬着头皮进去找单位领导，把
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谁知人家还挺支持，很快给我们做了担保证明。”
“在跑大兴的同时，我把丁武（现“唐朝”乐队主唱）、王文杰、李彤这些哥们儿都找来，商量组队的事，大
家一拍即合。我心里踏实多了，有几个对心思的哥们儿在一起，再苦也无所谓了。我们一起买了设备，然后又
一起开往大兴。在那里哥儿几个都住集体宿舍，一个星期回一趟家。虽然离家很远，荒效野地的，可这是我们
自己选择的生活。”
“干是肯定的，但是怎么干并不很清楚，我们有时排一些流行歌曲，有时Copy一些国外的作品，没有什么自己
的东西。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意志的磨练和对信念的考验。”
“当时虽说公司给一点生活费，但是微不足道。完全脱离物质来谈精神，那是哲学，不是现实。我印象最深的
一件事是我和李彤在公司对面吃拉面。就因为服务员给少盛了一点，李彤立马和人家吵起来了。那一口面条对
于我们来说就是能否吃一顿饱饭。那次我感觉人在生存变成第一位的时候真没面子可讲。”
一提起李彤，郭四又想起了第一次见他的情景。一次郭四和几个朋友排练，其中一个朋友带来一个十五六岁的
男孩，那是一个有着一双聪明的大眼睛、很有灵气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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