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爷电影的变迁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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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梳理香港电影近30余年的变迁史时，从中并不难发现，香港电影总是契合着不同时代下，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潮和文化表征。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日新月异，持续繁荣，而许冠文的经典作品《半斤八两》，《卖身契》等，则是对这个盛世背景下，香港人心理沟壑和生存状态的细致刻画。步入90年的香港，经济动荡，“九七”焦虑，香港人开始寻求一种极致狂欢化的影像叙事，并以此来抹平内心中的不安和疑虑。值此背景，1990年，一个名叫周星驰的年轻人，凭借一部名叫《赌圣》的电影，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并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喜剧黄金时代。

1992年，由周星驰主演的《鹿鼎记》《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五部影片，成为当年香港电影十大卖座影片的前五名，这一年，也常被电影学者们称之为“周星驰年”。周星驰在90年代的香港影坛，可谓呼风唤雨，风生水起，他与一帮富有才华和干劲的电影工作者一起，为人们贡献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喜剧作品。

步入新世纪的香港，在经历“九七”动荡焦虑和大陆经济逐步稳步提升的大背景下，香港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从焦虑逐渐转为理性的平和。香港集体告别那个处处透射着狂喜或极悲的年代，开启了追逐源自于内心快乐与充实的新旅途，而随之告别的，不仅仅只是那个时代，还有那个属于周星驰的“无厘头”式极致悲欢。

2002年4月21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第21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由周星驰执导的《少林足球》风头无两，影片共摘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与杰出青年导演奖等七项大奖。

周星驰在从影多年后，终获苛刻艺术家们的钦赏目光，而此时的他，不仅仅是颁奖晚会上的璀璨之星，更是香港电影的救市之星。《少林足球》在香港地区的最终斩获票房6073万元港币，一扫香港电影持续多时的低迷状态，而这也是香港票房第一次突破6000万大关。

此时的周星驰，距1982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宋兵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光景。从跑龙套到大明星，周星驰用一系列星光熠熠的数字，告诉这个世界一个关于梦想与坚持的故事，而这份执着与感动，也正是电影《少林足球》的主题。

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冲击下，传统的习武之人在社会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少林足球》给出了我们这样的答案，大力金刚腿五师兄靠捡废品为生；练过旋风地堂腿的掉头发帅哥，每天却在洗碗，洗马桶；还有一分钟几十万上下的“商务精英”二师兄，以及被叫做肥仔的“轻功水上漂”等等。

这种戏谑的表达方式，不仅是对传统武术遭遇窘境的客观描绘，更是群摹了一张来自社会底层各类小人物的人生百态图。对于周星驰扮演的五师兄来说，他穷的，也许只剩下梦想了，而对于其他师兄弟来说，他们穷的，也就只剩下穷了。

中国俗语讲，穷则思变。对于这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生存的小人物来说，他们缺的也许不只是堆积如山的钞票，还有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美好的向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求新与求变，永远是落后者的唯一出路，而一波三折的经历过后，阿星也终于把自己的梦想，成功传染给了其他师兄弟。

不同于以往周星驰作品的是，从《少林足球》开始，周星驰开始注重对于电脑特技的大量使用。当武侠动作和视觉特效，足球运动结合起来时，周星驰用自己奇特的想象力，给足球运动设定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反物理运行轨迹，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表现面前，我们不仅沉醉于周星驰技法愈发成熟的导演镜语，更是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周星驰。

对于经典叙事格式的回归，对于言语幽默修辞的减少，对人物贴近正统意味的塑造，这似乎象征着周星驰极致无厘头时代的终结，而我们也就此告别了，那场逝去岁月里的浪漫风雪，那个风流倜傥的唐伯虎，那个疯邪情深的至尊宝。

漫画风格的影像特技，极具想象力的视觉呈现，直指人心的情感线索，梦想与爱情在这里都得到了理想化的描绘。周星驰将一个简单的励志鸡汤，拍成了一部商业娱乐性十足的电影，这是他为千千万万个微渺小人物撰写的史诗，更是从风雨中一路走来，对自己的一份致敬。

有人说：“周星驰最感兴趣的，是来自贫寒童年对于功夫片的记忆，邵氏，李小龙，张彻……及其包含的正义感，情义和动作哲学。”

如果说《少林足球》是周星驰对于功夫片的一次初探，那么到了他的下一部电影作品《功夫》，其对于“功夫梦”的窥求野心，从宏大意涵的片名便可探知一二。

当电影镜头越过 “猪笼城寨”四个大字时，破旧的楼前一幅繁忙鲜活的市井景象，这里有队拥挤的人群、开店的裁缝、洗澡的小理发匠、骂街的 “肥婆四”、喝得迷糊的二叔公等……

周星驰曾表示《功夫》中的猪笼城寨还原了他的童年居所，那里有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有相濡以沫的情义爱思，也有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更有周星驰对于那份逝去童真的亲切怀恋。

电影《功夫》通过一种递进式叙事方式完成整体结构的搭建，在影片开头，鳄鱼帮老大被斧头帮所废，随着一支“暗黑爵士舞”，象征着斧头帮的时代降临。

，三位平民好汉挺身而出，挽救城寨居民于危难。

随后，斧头帮找又来琴魔双煞，在城寨一一挫败油炸鬼，哩咕强和裁缝。

此时，更厉害的武林高手包租公包租婆现身，通过太极拳和狮吼功，击败琴魔双煞。

不死心的斧头帮又从精神病院请来火云邪神，最终击败了神雕侠侣杨过、小龙女。

至此，影片的主线不断重复着“强中自有强中手”的真理，叙事结构也在一场场的高手过招中层层递进，而主人公阿星则一直处于旁观者的视角，并在副线中不断延伸出一段关于童年伤痕的闪回影像。

在这场高手对决的“擂台赛”中，当火云邪神击败的杨过和小龙女后，完成最终对决的使命，则又回到了那个街头小混混阿星身上，而影片至此便完成了叙事逻辑的环形架构。

无论是《少林足球》中的那双破球鞋，还是《功夫》中的那根棒棒糖，周星驰都在情感线索的发展中植入意涵象征，球鞋被阿美二次修补，棒棒糖被哑女重塑复原，都与主人公的情感发展状态密切关联。

比比皆是的经典台词和桥段，极富创意的动作特效以及深刻的人文内涵，这座属于周星驰的电影艺术丰碑就此矗立。或许，当时的周星驰不会想到，《功夫》中的种种经典情节，会被后人不断的戏仿，玩味和品鉴，而这其中，也包括后来的自己。

当正义与邪恶的故事尘埃落定，繁华的都市依旧车水马龙，那个饱尝孤独与失落的哑女，在一个充满梦幻与童真意味的糖果店门口，与阿星再次相遇，而他们牵起的手，是对那道断裂多年情愫的二次缝合，洗尽铅华的江湖浪子，大隐隐于市的绝世侠客，所有的情仇爱恨，都在此刻化作这一世最真挚的美好。

新世纪以来，周星驰的电影体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于特效的运用愈发注重，二是对自身角色趋近边缘化的诠释，而这些创作表征，在影片《长江7号》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严肃的家庭亲情加上科幻的元素，这样全新的类型题材，对于周星驰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挑战。

作为一位商业票房成绩优异的导演，周星驰深知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于是他在影片中植入不少精心打磨的幽默桥段，用以维持周星驰“喜剧之王”的金字招牌。

不可否认的是，周星驰并不是神，，只会让观众一次次的感到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也会让周星驰创作的心态愈发疲惫。当周星驰在《长江7号》中，用《功夫》的经典桥段用以自我致敬时，我们似乎也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笑声背后淡淡的无奈。

在《长江7号》中，观众在严肃的现实拷问与幽默的搭建桥段之间来回奔波，对于影片主旨的注视却渐渐失焦，最终也只能将情感投寄到那个萌萌的七仔身上。

纵观新世纪以来周星驰创作风向的变化，不见其往日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颠覆性演绎，不见萦绕于言语戏谑的唇齿之魅，而渐渐多了对于影像特技的追求和对于内心期许的发掘。

从《少林足球》对于梦想的描绘，到《功夫》对正义的演绎，再到《长江7号》对父爱的解读，周星驰总是在寻找打动自己的内心力量，进而将这股力量转化为影像的魅力，用以打动观众。

“开拓电影市场，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我的电影。”这是周星驰一直以来的梦想。因此，周星驰不得不从那个小圈子中跳出来，用更多的肢体语言和视觉特技，来解决其作品在国际传播和时代语境下文化输出的困境。

周星驰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前三部电影，有达济天下的侠义情怀，也有直抵人心的温馨情感，无论是影片的格局大还是小，它们都是周星驰电影风格从转变到成熟的精致艺术品。

在《长江7号》之后，周星驰选择将自己隐没于摄像机之后，不再出演自己执导的电影，而在这时期，内地已经完全成为周星驰倚重的受众市场。同时，中国快速步入消费社会，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们开始对于情怀二字的价值愈发看重。

此时的周星驰，又重新拾起了对于经典文本重新演绎的拿手好戏，而在周星驰接下来执导的三部影片中，他又会有着怎样的艺术思潮复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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