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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那座住着摇滚歌者的岛

听道讲坛TnDao 2021-02-20 08:10:29

摇滚与诗歌,都是对世界呐喊的欲望。


不论是作为摇滚歌手的Nirvana主唱Kurt Cobain(科特·柯本)、Bob Dylan(鲍勃·迪伦)还是诗人Dylan Thomas(狄兰·托马斯),他们身上都有着诗歌与摇滚音乐完美融合的影子。所以从这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一些这样极具摇滚气质的诗人。


本篇为我们推送的第一位诗人——北岛。



北岛,那座住着摇滚歌者的岛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尹吾这个更趋于诗人的歌者,在这首《我不相信》中用了北岛《回答》、《雨夜》、《红帆船》这三首诗为歌词,这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回答》中那句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更是曾让多少人热血沸腾。


1986年5月,在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着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站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一首《一无所有》唱出了中国摇滚在大众视线中的第一声。同年12月,汇集了朦胧诗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重要作品的《五人诗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被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


崔健在“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


《五人诗选》封面


这样的巧合也似乎是60年代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这批地下诗人,与中国摇滚的诞生相契合的一个印证。


北岛,被视为那一代诗人的旗手,与同时代的在地球另一边喊出 NO WAR! 的摇滚歌手也多有精神契合,不过北岛手里拿着的不是吉他贝斯,是一支笔。


那个时代像北岛这样的诗人,他们从地下文学中走出,对当时的主流文化、大一统的声音与意识形态充满抵抗与反叛,他们也曾被自己的国家排斥、挤压,游荡在监狱大门的边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们。


北岛曾说,在颐和园后湖,一个同学念了食指的《当我们出发的时候》,他回忆说自己当时被完全镇住。而那时正是六十年代后期,红卫兵运动正处于高峰期,“上山下乡”运动把那一代年轻人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他们急迫地寻求精神出路,可那个时候的话语则被工农兵的红色语言统治,当他们看到食指发出那种声音时,意识到原来也可以这样写诗。


诗人食指


那时的北岛,也和身边的朋友冒着被抓进大牢的危险,活跃在北京各种小沙龙中,交换作品讨论文学创作,正如后来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道: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这种与警察打游击、游离在官方高压统治状态下近十年,尤为在76年“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一系列事件中达到了高峰。而那个时候的北岛还在和朋友们在喝完酒说着这样的话:


“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


北岛说那是在读完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那天和他一起喝酒的还有芒克、彭刚,这些在地下文学圈已经小有名气与影响力的诗人们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地下文学也在这近十年的准旗中趋于成熟,其中以诗歌成就最高。终于在1978年中国政局变得宽松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开始做些什么了,于是《今天》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酝酿了起来。


《今天》第一期封面


在一次采访中北岛回忆道: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 ”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


陆焕兴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那时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就这样,《今天》这本真正的地下刊物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在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有上千个人参加了那次诗会,都是学生、知识分子,场面非常热闹,而警车则在一旁观察动静。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在诗会上朗诵了北岛的那首《回答》。


这本《今天》杂志在办了九期之后与1980年被迫停刊。


(注:《今天》后来在1990年复刊,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批判与被批判总是接踵而至的,所以在短短十几年后,又有一批诗人喊出了:PASS 北岛!北岛也在后来回忆起那时候的作品说:


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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