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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都摇滚史 你当年买过的打口带还在吗?(III)

摇滚囻 2020-12-23 12: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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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史 那些平凡人的英雄梦(I)

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史 那些平凡人的英雄梦(II)

接上文


“打口带”年代


1993年,有一群南方人在南门城门洞卖打口带,卖得很便宜,但大部分都打碎了,听不成,可能是由于选的地方不好,生意一直不行。开始系统卖的是老尚,大概是1994年吧,批发了一批带子,就在体育场两个街道摆摊,体育场人就比较多了,所以渐渐知道的人也多了起来,很多大学生,包括美院的学生都去买。那时候的人都爱背个军包,每次去买几盘,连偷带买的,几乎回来都装一书包。因为那时候卖带子就是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把所有的磁带往上面一倒,堆得像小山似的,经常围一圈人,脑袋挤脑袋,老尚就拿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打(顾客)头,边打边说:“头抬起来,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因为就一小地摊,每次人一围,就有人趁机偷带子。



买打口带的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并且那时候流行留长发,聚在一起,外人老以为是流氓聚会。后来老尚生意好起来了,就骑一辆三轮车,带子全在三轮车上,他一般下午四五点就会过去卖,经常有人早早就在那儿等,看见他一来,蜂拥而上,所以那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群长发青年在后面追,老尚骑一辆三轮车在前面跑,边跑边冲后面喊:“不卖了,今天不卖了。”其实他一方面是觉得人多,怕别人偷他带子,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担心城管来查。但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议论说:“你看人家老大多厉害,后面跟这么多小弟。”


再后来生意越来越好,老尚就在祭台村开了一家店,店名就叫“四海”。


还有石侃、老林,石侃在外院那儿开了一家店,老林先在白庙村开了一家店,后来在西工大东门和外院开过分店。后来还有王平,王平在小寨育才路开了一家店,后来店倒闭了,他经常在音乐学院里面摆摊卖古典盗版碟,认识很多师生,里面有个老师,看他人不错,懂得也多,老师的家正好在一楼,就把自己家的厨房给他卖碟,房租很便宜,很多学生经常来买碟,王平一直卖到2010年。


还有一个是锵锵音像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零零散散卖打口带的人,只是没办法一一统计。


锵锵音像店


我接触打口带很偶然,1995年在外院后门发现有打口带,我说这磁带多少钱?他说三块钱。我心想这么便宜,而且没见过呀,都是老外的东西。我觉得新鲜,也图便宜,买了四五盒说唱,其中有两盒听不成,带子彻底就打断了。听完之后,觉得音质特别好,可能也因为我家录音机还不错,日本进口的。就觉得赚大了,然后没事就过去买。


那时候他们偷着卖,关键不能明着卖,就他们那个小店,大量的货在厕所里面放着。进去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面有一个小门,小门进去就是厕所,厕所里面还有一张床。我是第一次见到厕所里安床的,上面还有个人在睡觉,最后才知道那人是老板王征,那个床板拉开里面是磁带。一来二去,就跟这帮人认识慢慢成了朋友。直到1997年,他们说,要不然你卖磁带吧,给你点儿货,你也能赚点儿钱,正好你也喜欢这东西。我说行,就拿了一批带子。拿到带子之后马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没地方卖。南郊这边已经把地盘划分好了,西安卖这个主要就两个大佬,一个是石侃,一个是老尚,他俩来了个“君子协定”,体育场以南是石侃的,体育场以北是老尚的,我就没地儿去了嘛!去东郊吧,东郊是个空白地,没人在那儿卖。听说东郊理工大有个乐队,心想,有乐队的学校应该听的人挺多,就去那儿摆。学校里面进不去,就在学校门口的街边卖,摆了半个多月,没一个人买,还收税。收税那老头问是不是大学生?我说是。老头说,哎呀,勤工俭学,不容易,这个要收两块呢,你学生嘛,收一块钱。然后每次给他交一块钱,摆上两三小时。慢慢地就有些同学过来帮我,卖得好了就吃个泡馍,卖得不好了吃个夹馍。


偷带子的人也有,其中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一身公务员打扮,手里拿着大公文包。那时候放块布嘛,磁带倒布上,他每次把公文包往上面一放,就开始聊天问价,聊完了,挑上两盘买走。他走了以后,带子就少了好多,时间一长,我发现不对,他那个公文包一放那儿,上面在跟你聊天,下面实际往里拨。


最后发现了,就是给拍下肩膀,说卖带子也不容易,体谅一下,别太狠了。对偷带子的人,我还是比较理解的,就跟偷书一样,确实喜欢这东西。后来学校乐队那吉他手也来了,上来一顿喷,喷完以后一盘带子也没买,走了。心想这地方不能待了,生意太差了。正好那旁边不是纺院吗,去纺院卖吧。纺院第一天就特别好,有个学生就蹲在跟前看,像个傻子一样一直看。我说,你买不买啊?他说,你在这儿卖呢?我说嗯。他说,你不走吧?我说,我不走啊!“你等着啊!”我还没听明白啥意思,他就跑了。我想着他是拿钱去了,可听这口气咋有点儿不对——“你等着啊!”这难道是要打架?


过了一会儿,门口出来一群大学生,起码有七八个,都是小伙子,然后手一指,就往我这儿,就跟电影里面演的一样。我以为真要打我,就把布两角一提,准备撤摊,但是那些人速度太快了,立马就冲过来开始往自己怀里刨,跟抢带子一样。我说:“别激动,别激动!慢点儿,慢点儿!”然后他们一人买了一堆。


那时候我批发来不是贵吗,三块五一盒拿来,卖五块钱。实际上我不知道,那时候老尚才发两块五,有时候两块也发,石侃给我算三块五。


第一天开门红,就在那儿一直卖,生意一直不错。有一次城管来了,那时候,城管不像现在这样开着车,就骑个偏斗摩托。但是偏斗摩托机动性好,看不出来,突然就出现在你跟前了,还没反应过来呢,东西被两人一提就上车了。我抓着偏斗摩托那扶手:“我学生第一次,我不知道,给个机会,给个机会,以后再也不来了!”人家听都不听,油门一踩就走了。


这个事过去之后我还是在那里卖,卖了一年半左右,当时在交大南门对面的青龙小区住,就准备在小区开店。最后一天,就跟那些学生说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里摆摊了,以后不来了。学生互相一传,全过来了,一箱磁带三百多盘,最后就剩两盘了,那次我特别感动。后来听说还有一个学生,东北人,家里情况还不好,因为买打口带被开除了,因为他常年买打口带听摇滚,不上课,整整一个学期都没去,而且还是大三那一年,到大四的时候学校给了个通知,开除回家。那个时候学校挺严厉的,说开除就开除了。


1998年,我在青龙小区开了家店,其实是接手我姐的店,一个租碟店,租VCD、电影。从那时候开始了解文艺片,各种片子,大量地看,没事嘛。也是一群人,天天围在店里,那就是EM7的雏形。


店对面是个公共厕所,长年累月的臭,上台阶的那种厕所,脏水从上面流下来,到冬天就结冰,走到那儿稍不留意就会滑一跤。当时有个叫彭斌的,卖软件的,是个摇滚文艺青年,喜欢弹吉他,经常带女孩来店里。这让我羡慕,心想弹琴还是有好处的,从那时开始玩琴。有一天他进店里,终于没带女孩,带了个男孩,哎呀,我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然后发现他裤子后面是湿的。后来才知道他俩刚刚认识,彭斌在对面上厕所,那厕所没灯,特别黑,另一个以为那坑没人,冲着彭斌就尿了一泡。然后就要打架嘛,打之前说了几句话,好像说了个乐队名字,那时候只要一说摇滚啊,就跟搞革命一样。架也没打成,后来两人都去北京发展了,后面就没消息了。


因为离西安交大近,没事老去西安交大看看,发现交大里面有个春蕾商店也卖带子。有时候我们也给它发货,货不够了就从我这里拿。有一次交大开运动会,我拿着带子进去卖。刚摆好摊,看见远处晃着走来一个人,明明是个T恤,非要弄得露出俩肩膀,长发,黑T恤前面一个“金属”(Metallica)的图案。过来挑了好多,特别自来熟,其实跟他不认识。之后就成朋友了,他叫刘斌,小刘斌(原来西安有个很有名的贝斯手,也叫刘斌,是大刘斌)。后来聊起绿洲琴行,他跟老板刘文关系特别好,有次去琴行玩,店里面围了三圈人,里面有个人在弹琴,挤了半天都没挤进去,好不容易终于挤进去看见人了,是刘文在弹琴,弹克莱普顿(Eric Patrick Clapton),当时这种东西少,没见过有几个弹布鲁斯的。


Eric Patrick Clapton


刘斌现在在厦门当兵,去部队之前把他那头马尾辫剪了,剪下来放在盒子里珍藏着,青春纪念嘛。刚才那个形象,你会觉得他是个烂仔,爱泡妞,但居然是个处男。以前跟他去师大,他说咱俩在这儿认识个女孩吧。我说怎么认识?他说就随便认识嘛。下雨嘛,他就买了把伞,站在学校门口,看见个女孩过来,只要是没打伞的——“同学我送你吧,你看下雨呢!”“神经病!”不认识嘛,我也想说他神经病。我在这儿淋着,他在那儿打着伞等女孩。过了个五六个人,还真有个女孩同意了,我一拍大腿,这都可以!人家两人就走了,剩我一个人在那儿淋雨。


EM7诞生


就这样在青龙小区那里干了一年,听说那村子要改造,就把店一盘,店没了就打工。直到2001年年底,开了个小店,特别小的一个店,在二府庄,就是EM7。



当时石侃说没钱,咱俩合在一块儿开吧,我说行嘛。然后坐在他家商量,店起个啥名字啊?他说我起了个名字,叫“拉风”,我就问他拉风啥意思, 他说拉风就是很酷很帅的意思。我说这名字听着挺傻,咱卖的是打口带,都是老外的东西,起码是个字母或英文比较好。最后想,因为爱弹琴嘛,想了想和弦名称,好多和弦不合适,就EM7听着顺口点,而且还是个小调和弦,那种非主流和弦,正好卖的是特殊东西,体现一下生意,想着弹琴的人一看就明白。他老婆一听,觉得也挺好,结果就这么叫了。让另外一个哥儿们,小强,给设计了下门头。然后我们就自己买板子亲手做了一个门头,地上的漆都是自己刷的。其实就是一个DIY的店,特别小,一开始做,生意还挺好。做了一年之后,我俩分开了。石侃对这个小店的未来比较担忧。


分开了以后剩我一个人,继续干呗,当时脑子也轴,就想我一定要在这条街上把店开好。正好对面感觉琴行楼上空着呢,就搬过去了,因为搬到二楼,连个招牌都没有,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地方,生意特别差,。


一般货来了发到西安货运站,不知道被谁点了,,拉到新城分局,货上不是写着电话和名字吗。打电话叫人过去,那也只能过去了,罚钱呗。一件货罚2000块钱,等于重新买,我当时一想,这货我不要了,。人都已经来了,这事就定性了,家里住的什么人,都说出来了。意思就是罚不罚都得掏钱,别想着说这货不要了。算了,罚吧,罚了至少还能把货拿回来。


店在二楼开了一个月,琴行生意不行,要转让。我一听,完了,又得扫地出门了。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店开成,正好前边有一空房转让,我就觉得上帝可能还是想让我把这事做成。因为特别巧,二府庄那时候特别繁华,空房几乎不可能有,繁华得和东大街差不多,人挤人,空房特别稀缺,特别离谱。一个饰品店,一天从开门到晚上,人络绎不绝,店里人永远都是满的。


但那个店是那条街最贵的房子,房租2000块钱一个月。那是2002年,别的和那个房子一样大的,最贵的就是1500块了。


我拿这个店比较离奇,房东信佛。这个店的前身是卖虾尾的,而且非常有名,很多人开着车过去吃,生意特别好。这个房东觉得他杀生,不想租给他,但是房东比较贪财,想涨房租,对方不同意,正好借口把人撵走了,说人家脏。租给我了,我说我这不是餐饮,开别的店,他说那好,然后就租下来了。租下来第二年,“非典”,直接封村、封校。


把村子封了嘛,戴袖章的人,直接在村口设个障碍。人进村出村凭条,给发的有效证件,没证件的不准进不准出。因为“非典”很严重嘛,我的货都得经过广州,那几天刚好没货了,需要打货,跟我兄弟一商量,我兄弟也过来帮我一块儿弄这个店。我就坐火车去广州,走之前还看了报纸,广州的病例是最高的,3000多例。唉,那也得去,我想没那么夸张。一上火车,硬座,一节车厢总共不到20个人。在这儿睡一会儿,在那儿睡一会儿,哎呀就特别贱,一路睡过去,一下火车,直接被广州人民的乐观精神感染了,人家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夜市照样开着,不像西安封村封校。然后我去拿货,老板特别关照,“呀,你是唯一从外地来拿货的。”谁那会儿去广州啊,没人去,所以那次我拿的货特别好,算是西安市第一批卖黑金、卖极端金属的,都是我那次拿的货。


之前都是磁带和那些打深口的东西。我那次拿的是纯原的CD(一些漏过了处理或处理后磁带带面、CD碟面未遭损坏的称作原盘)和那些黑金属,那时候金属卖得很贵啊,黑金属、极端金属那会儿都要卖到100多块,像北京都要卖到100、200块钱。他们都抢啊。我记得有一张夜愿(Nightwish),有一个老乡,紧紧拿在手上,都没打算再给我。“多少钱?”很低沉的声音。我说:“这个贵点儿,80。”钱一扔,转身就走了,害怕我反悔。


夜愿《Nightwish》

那次让我挣到钱了,慢慢就算是起来了。那时认识了小武,稻草人乐队的萨克斯手。在门口背了个东西转悠,走过来走过去,我看小伙背的应该是个乐器,我就叫他,哎,你是不是想进来?“我是想进来,但是没带钱,不好意思。”我说哎呀!没事,进来转,不一定要买东西嘛!


我说这背的是个乐器吧?是个啥乐器?“萨克斯!”我就逗他嘛,哎呀,长这么大没亲眼见过萨克斯,能看看吗?他说行!然后就聊天,一聊知道他来西安是想找活干,没头绪。从呼和浩特过来的,我说你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在哪儿住呢?“我一会儿去找个地方住。”我说行了,你也别找了,你就住我那儿吧,我一个人,租个房子,正好无聊,你就陪我吧,你就住我那里。那时候人还是淳朴的,也没多想,你放现在,你让人家住,人家也不敢。那时候已经是10月底,很冷。


那时候在罗家寨住(二府庄对面),后来搬到二府庄,小武最后也找到场子了,就去赶场子了,好像也不太顺,那边钱也少,没啥前途,又回老家去了。回老家后写信,那年代嘛,谈恋爱写信,朋友也写信,就写过一封,还是他写给我的。现在回忆起来,写过信的交情,很难得,彼此之间有封信,是很值得回忆的。他在家待了两年,那颗不死的文艺之心,还在烧着他,在家里做小生意也不行,最后想想还是回西安再闯一次。这次来起码稳定了,组乐队啊,赶场子啊什么的,整个收益也变化了。以前的场子太可怜,第一个场子,干1小时30块钱,30块钱小武也觉得挺满足的,就说起码还能给钱呢,30块钱我也能吃饭是吧。就那样干了半个月,老板说咱生意实在不行,算了吧。这都没保住,你知道吧。


痛仰乐队


就说那会儿那个演艺市场实在是……“痛仰”来演,门票才15块钱,太可怜了,从北京坐硬座过来,住在二府庄的出租房,云江波的房子嘛。2003年请“痛仰”过来,玩跳俱乐部(周婵、黄海军、周欢、云江波)请的,就在他家住,当时还说要不要给人家包个宾馆,但是一算宾馆太贵了,成本太高,本来就挣不到钱。云江波说,就住我那里吧,然后把屋里布置了一番,屋里墙上挂满了“痛仰”的照片,拿小框一裱。“痛仰”的高虎一进去,第一句话:“不错啊!三星级。”演出挺不顺的,差点儿没演成。在土门那里,,说今天可能演不成了,先散开,先散开。哎呀,大家心里都特别凉,这演不成,亏大了。唉,就说再等等,看那车走不走,要走的话说明能演了。最后在那儿硬磨了半个多小时,那车就走了。不知道大家刚才都散哪儿去了,一说能演了,又都冒出来了,各种长头发,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都出来了,都拥在那儿,开始卖票。


那天卖得挺多,来了五六百人。当时云江波很有心,做了一张那场演出的视频带子,自己做了封面,自己印,自己刻,就在店里卖。其实一开始卖得特别慢,没人买,因为是刻录盘嘛,最后是让泡泡把这东西给弄火了。泡泡在网上吹,说这是2003年历史珍藏,“痛仰”西安演出实况,他给吹出去了,一张卖50块钱。我们当时一张才卖15块钱,我给他10块钱的批发价,他就不停地拿,不停地拿。他把我的货都拿完了,就剩最后一张了,我说最后一张不能给你,我得珍藏一下。他给我留了一张,把剩下的全拿走了,拿完了才给我说:“我一张卖50块,好卖,在网上特别好卖。”因为我一直拒绝在网络上卖东西,我真的不太习惯。泡泡我认识得早,那时候他也是圈里正儿八经比较活跃的摇滚分子,一开始是跟着朋克混,后面跟着李焱混,混完自己又做服装店。反正就是挺能折腾的一个主儿。


EM7的朋友们


很多乐队经常没事就过来买带子,像妖蕊乐队的姚睿,没事就过来。但是,不是熟到关系特别好,只不过是觉得带子卖得便宜。平常也在一起聊天,开店初期我就有种理念,要做一个能让人坐着的音像店,因为那时我发现西安市所有的音像店,只能站着消费,没有一个能坐着,所以我就在里面摆了个桌子,可谁知道后面成酒吧了。其实一开始我还不太爱喝酒,最后慢慢发现挡不住,酒的魅力太大了,喝完听歌更生猛,不爱听的也爱听了。以前不爱听爵士,一喝完酒听爵士,更给劲。没事的时候,每天晚上看个电影,日子其实过得挺充实。


妖蕊乐队的姚睿


2003年发生过好多有意思的事,比如说,认识老山羊(王维)。我们不是在EM7认识的,是在感觉琴行认识的。当时孙毅在那儿卖琴,他说店里来了一个弹琴大神。我过去一看,特别失望,特别土的一个人,牛仔靴配西裤,格子衬衣,头发半长不短的,几天没洗。说是刚从日本回来,其实是中日青年交流,学校让他表演才艺,他就弹唱,没想到唱了一曲就没让下来,把涅槃(Nirvana)的不插电完完整整来了一场,他模仿得超像,连人家说话都能模仿。那时候涅槃多火啊,全世界都着迷,在日本、在学校引起轰动了!这个活动完了以后他就回来了,当时他在店里弹琴,弹得不错,就是说话和装扮,看着让人确实有点儿不忍心。最后一聊天知道,家是银川的,说话像个朋克,玩的都是金属,听的也都是金属。


涅槃(Nirvana)不插电


我认识他以后就慢慢给他推荐东西,说你看还有这种音乐、那种音乐,一开始想着多卖点儿带子挣钱,后来发现这人真是个爱音乐的人,他也没钱,欠了一屁股债,全是买碟欠的,最后也就算了。他还特别爱用钱包,甭管有多少钱一定要有个钱包,钱包一定要带链子,每次打开里面就五块钱。哎,就是这五块钱一直在里面揣着,都没动过。他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俩吃啥,他说还有点儿毛票,买几个馍,买点儿咸菜,一夹一吃,也能凑合。有时候可能家里还给他汇点钱,肯定也不够。他家教挺好的,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弄。

把最苦那段日子给过了,他就说想组乐队,我说你应该组。他唱了好多歌,全是银川的民歌,民歌的基础加上他编的一些曲子,太好听了。碰巧这时候另外一个买带子的叫乔伟,也是银川那边的。乔伟买带子是因为想学吉他,弹得很一般。然后我就动心眼,说这儿有你一个老乡,弹琴弹得特别到位,特别好,你跟他学没问题,而且他现在需要组乐队,正好你可以跟着他,然后一见,可以。不管弹琴咋样,站在那儿标准台风,长发披肩,瘦高个,牛仔裤,装扮特别到位。之后老山羊说你给我介绍的啥人,压根儿不会弹嘛!我说跟你学呢,你给他教会不就成了吗?老山羊就开始给他教,乔伟练得也辛苦,半年,就弹得手指飞扬,都是solo。老山羊到最后都看不上他弹琴:就知道个“梭”(solo谐音)。


光有吉他手也不行啊,还得有贝斯手,店里又来了个人,成天买黑金,个子低,石油大学的。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之前练过贝斯,我说这里有个乐队缺个贝斯手,你去不,而且他们就是玩黑金的。“太好了!”就去了。去了以后老山羊又过来了,“你给我介绍的啥人吗,压根儿就不会。我又是那话:哎呀,你给他教会,那不就是你乐队的了。然后老山羊又给他教,这就是老山羊现在做教学的原因了,就是那时候他开始疯狂地教他们,形成了一套教学体系。而且他很成功,他把两个人都带出来了,而且他们确实组了乐队,叫“末日乐队”。那个贝斯手只会弹他们乐队的,别的就不会。贝斯都是老山羊编的,编好就给他一说,告诉他怎么弹,乔伟基本上也是老山羊给编。这鼓手实在是没辙了,没鼓手。老山羊说,我自己打鼓,我说你还会打鼓呢?他说学呗!他说,我看出来了,这俩(贝斯手和吉他手)都不会,学着学着也就会了,我也能学会。


正好他们还缺键盘,可能老天开眼了,看着这不靠谱的人去得太多了,总得给个靠谱的吧,贝斯手的女朋友,是音乐学院的,就是学键盘的,这回真的来个正儿八经会的了,这阵容就算找齐了,演了几场。


反正最后各种原因吧,黑金那玩意儿又挣不了钱,最多也就是演出,慢慢心也就淡了,不玩了,大家各有各的事,也就散伙了。散伙以后,老山羊就搬到长安区了。那会儿已经开始教学了,就是教人吉他,教人鼓。现在阵容挺好的,也挺正规。


还有那个飘儿,Another乐队的,和他认识半年,带子没卖几盘,天天听他讲哲学,弗洛伊德什么的。我问他是不是学这些的,他说:不是,我个人爱好,我有精神障碍,我忧郁症,我孤僻,我孤独。我看他那样子,压根儿就看不出来什么病,有什么孤独,有什么障碍。有一天他给我说组了个乐队,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会弹琴啊。“唉,我是不会弹琴,但是弹琴不重要,意识最重要,我们主要是声响乐队,把声音做出来就行了。”我说这也是个办法,那你怎么弹啊?他说,我想要出特殊的效果,但是我不会弹,就拿这个钱包上这个铁链在琴上一刮,我发现这个声音很好听,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们各种声音就是这样实验出来的。他听音乐确实很偏门,给我介绍了好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接触网络比较早,什么新古典主义、新工业,我都是从他那儿听到的。呀,原来欧洲国家现在还有玩这种东西的,一听什么战争元素啊、新纳粹啊,确实是那么回事,而且有些东西,虽然听不懂,但是眼界慢慢也开阔了。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我没看过他们乐队演出,他们好像也没怎么演。


那几年,海龙、何理、海英,慢慢都认识了,基本都是买带子认识的。就老何不买带子,老何很奇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在上学,老往里面凑,认识半年了不知道他干吗的,我以前以为他是画画的,最后说不是,是搞行为艺术的。我俩老吵架,每次一见面就掐,就吵。其实我最后发现了,他是故意来找我吵架的,每次吵完他就把观点拿回去自己用。每次都是他在家没啥想法的时候过来和我吵一架,也不叫吵,就争论,挺好玩。去北京之前有天晚上一起喝酒,他就说腰有点儿疼,这帮人就说:不想喝就说不想喝嘛,腰疼,我们都疼多少年了。没人知道他生病了,也想不到。


进货传奇


那时候人有多二啊,第一次去,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是发磁带的,但是谁发CD我不知道。到那个地方以后,是个镇子,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出来,没有店,什么都没有。一般就几个大老板在家里,进了人家家里以后就可以挑货。他们的房子都大,农村嘛,房子也都多,一间套一间的,有的还是老宅子,而且那个镇子上过中央台纪录片,是80年代重新按古时候的样子盖的,味儿特别足。但是我2012年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镇子已经变得很现代化了。当地人说:“我们这房子不值钱,还是住高楼比较好,想住小区。”


结果到人家里把磁带一听,我就问发CD的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他那儿还有个人,也是进货的,广东的,壮壮的,一看跟黑社会似的。我就问他:哪儿有发CD的?他问我:北方来的?我说:西安过来的。“第一次来?”“嗯,第一次来。”他说:第一次来,行了,不说啥了,跟着我,我给你把这儿都带一遍。我当时想,这么好的人啊。然后他就带着我在镇上发货的几家转了一遍,带完问我有地方住没?我说一会儿找个地方。他又说行了,住我那儿,我包了个宾馆。结果去一看,就是个旅社,当地的旅社都叫宾馆。在去酒店的路上,有个八九岁的小孩问我们是不是找带子,我说是。他说我家里有呢,你们去不去?我说你家里有,那行啊,可以去啊。他说得晚上12点去,我就问为什么啊,他说白天人多,你就别问了,反正我那货可好了,你要去的话晚上12点过去。我说怎么去啊,他说你还来这儿,我带你过去。我问他你家在啥地方,他把地方一说,还挺远。我心里咯噔一下,担心是专门派小孩来骗人的陷阱。但我那是第一次下去嘛,一心想拿点儿好货,要不然生意不好做。回去让那个广东胖子跟我去,想着多一个人安全点。胖子很仗义地说没事,你先去,有情况你给我打电话。我想,要是把我埋了,也来不及啊。


最后想了想,算了,我自己去吧。小孩就带着我,说先坐个蹦蹦车(电动三轮车),坐了很长时间,12点嘛,下了车之后。我说到了?他说没有,要过那条河。我一看,是有条河,河对面是个村子,就有点儿后悔了,心想,这看着就像骗人的,黑灯瞎火的把我拉到这儿。但是都已经来了,小孩我也不怕他,就进去了。村子全是空房,从远处看就跟坟地一样,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村子穿过去以后,又是一条臭水沟,小孩说沟对面就到了。我一看对面村子有灯光,还是不放心,进村子之前捡了块石头放在口袋里。去了之后发现是个贫民窟,跟电视上看的一样,做饭的锅都是烂锅,七拐八拐,拐到一个房子。门一拉开,里面有五六个小孩蹲着,头一抬,脸脏得像要饭的,估计他们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在这儿休息。我心里一阵发毛,这么多人,合起来把我撕了怎么办,正在斗争着呢,小孩从床底下拉出一箱子,一看,确实是CD,这就放心了,确实是给我货,不是坑我的。货确实好,最次的也是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大门(The Doors)这些,好货全是什么黑金属、暗潮、镶钻的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这么好的货,当时还认为挺贵的,一小箱,大概不到200张吧,一张是17块还是20块的价钱,砍了半天价,要了3000多块钱的货。


Bob Dylan


The doors


但是我去的时候没带钱,小孩就生气啊,觉得我不讲信用。“你咋能不带钱呢,你看你都说好了,你不带钱。”说得都快哭了。我说你看,我这也是第一次来,你不能一说我就把钱带上,这样,你跟我回去,到宾馆来拿钱。他把他爸叫来了,他爸说那就跟你过去拿钱。我说太晚了,明天白天约个地方见,他说行。到白天,我又到那个地方,把货一拿,走了很远的路叫了一辆蹦蹦车,他爸把车窗户全都拉下来,手一直在抖。我就说你抖啥呢,他说没事,没事,说的当地话。最后小孩说不能让那帮老板看见,要不然我俩就没命了。我说怎么那么严重呢。因为当地这个生意都是黑社会控制的,我就明白货是偷来的,小孩成天在镇上待着,他也知道有些货可能值钱,他就出去偷,偷一点儿攒一点儿,攒够了就拿出来卖。到地方之后,把钱一给,两人就走了,他爸点钱的时候手还在抖。


2004年,“检修坦克”去广州演出,我正好去进货,随行的还有周婵和箱子。我们跟胖子一块儿吃饭,箱子一看,呀,跟南方人喝酒,不能灭了西安人的气势啊。本来说大家就随意喝,“拿大杯子”,我还说你那酒量我也知道。他说南方人酒量不行。然后拿大塑料杯,一口干了。后来人家没事,他干了四杯之后人就不行了,然后呢,胖子说其实他是兰州人。他妈是兰州人,他爸是上海人,他从兰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广州,压根儿就不是南方人。箱子还想欺负人家,结果被人家给灌醉了。


货是从国外过来的,船拉到香港,香港这些老板把货剔完之后剩下不想要的货,再转手卖给汕头这些老板。这些老板就把这批货一接,再报关,说进塑料,过来以后他们自己一分,按吨、按斤一算,再卖给下头的小老板。下头的小老板按吨买回来以后配成货卖给我们,层层加价嘛。最开始国外的船是先到汕头的,而且那时候不要钱,人家在这里扔一堆垃圾,还给中国人钱。最后人家也知道这东西在这边能卖,就开始要钱,咱这边上杆子给钱嘛。最开始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比嘛、拼嘛。北京人过去就说,我加两块钱你给我,上海人知道了就过去说,我再加两块钱,你给我。两个城市这么拼,价钱立马就上去了。2005年是高峰,货最贵的时候,那时候好货很多,但是最好的货还是被上海北京抢空了。当时那些老板一年挣一两百万轻松得很,包一次货一个星期回本,每分每秒都在挣。那生意太好做了,他们买回来哪怕一张不发,再转手全部卖给塑料厂,都已经不亏钱,甚至还能少赚点。配成货再卖,那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而且他们基本上有一半都能配成货卖。

懂的人去给别人干活,不懂的当老板,那些老板不知道这是啥东西,配货的人是专业的。北京的、上海的,甚至还有西安的,这些懂打口带的人,去了之后留下来给人家配货,按月发工资,也很辛苦的。我在那边配过一次货,四万张碟,一个小老板包了一批货,过来的货全是散的,套里面装的碟,没有盒子。然后把这些碟给配出来,每个箱子要配得比较平均一些,好货、烂货的比例都要差不多。干了三天,而且是夏天,将近200平方米的石棉瓦房子,特别热,热到脱得只剩裤衩,要不是里面还有女工,估计我早把裤衩也脱了。最后有人说:“其实你脱也没事,谁看你啊,这都是阿姨,啥没见过。”我说好歹留点儿底线。就一个风扇,舍不得买大风扇,老板给自己弄了个小风扇吹着。四万张碟里面大概比例是:古典吉他不到十张,战车(Rammstein)只有四张,哎呀那批货真够烂的,几乎都是垃圾。我觉得南方人做生意胆子正,虽然他不懂得怎么做,北方人胆小,懂这个,但是不敢做。比如说一次包十吨的货,北方人就想看看货里面都有啥,十吨货是什么概念,就是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是啥,集装箱打开,你能看到集装箱外面这一层,不可能把货取下来让你看。从漏出来的这层判断这一集装箱的成色,拿这个来估算价钱,然后再算一吨多少钱。你说要了,好,开始称,就不能反悔了。开始的时候赔得很少,慢慢地赔得就多了,因为有些货太烂,打得乱糟糟的,全卖塑料了,不挣钱算赔嘛。你看工人,拿铲子铲、往车上倒的那种,准备拉到塑料厂。当地人文化水平特别低,工人几乎都不识字。我想着能在他们那里拾点儿好货,拿纸写个乐队名字,不认识。但是他们每个工人怀里都会揣上几张碟,有时候铲着他以为是好东西的,就揣在身上,“哎,你要不要?”“多少钱?”“50!”

这生意从八几年起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淘汰一批人又上来一批人,现在基本上没有本地人做了,都是外地人在做。现在市场虽然不好,但优点是竞争也少了,以前很多老板在做,现在只剩下两三个老板。货也少了,但是他们还能挣到钱。他们的思路现在也变了,已经不依靠打口带这些,而是直接跟国外的唱片公司联系,走私给香港供货。以前是香港给内地供货,现在内地给香港供货,做的是香港人的生意。比如说香港人拿50块钱一张的,内地拿也就20块钱一张,差别非常大。因为香港人拿过去在专卖店里卖,正儿八经那种,他们都卖140块钱一张,利润很大的。我在那儿见了好多香港人看货。


各种因素,走私、黑社会、正规公司、当地政府,互相之间暧昧配合,慢慢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展。汕头因为有了这个产业,富了很多人。你现在去,会发现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酒店多。以前是那种不管多大多小都叫酒店,现在真变成酒店了。那地方也没什么资源,以前是中国的录像带生产基地,几个大厂子,专门生产录像带,所以他们需要塑料,最后这些厂子都倒闭了——没有录像带了,就倒闭了。做录像带的厂子特别大,就跟以前的纺织厂差不多。


现在进货,整整一房子的货,全部是CD,箱子垒得特别高,你觉得好就随便挑,得算钱呢,一天之内如果挑不出八箱就赔,而且越挑越慢啊,到最后,一小时才能挑出一两张碟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挑了,就只能去进点儿贵的货了。


EM7要拆了


来EM7的人开始都互相不认识,朋友带朋友,反正来了就喝酒嘛,中途有人喝吐了就离开,当时很多人就住二府庄,还有中途过来的,经常喝到最后一圈人都不认识。那时候也不知道谁埋单,有人可能埋单,但是大部分是我埋单。因为旁边什么都有卖的,不用出门,打个电话就会送过来,经常到第二天,对面夜市老板就会过来收账,说昨天还有哪个菜没结。根本撑不起那样造,我以为我不赚,最后发现其实是赔了。我这十年,银行存款最高一万块钱。好处是认识了一帮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慢慢形成一种家庭一般的生活,因为时间太长了,大家都在这儿,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吃饭在这儿,聊天在这儿,交流在这儿,消费在这儿。当然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因为有一段时间人也多,非常热闹,好像2004年左右,二府庄达到了一个顶峰,走在街上人撞人,人挤人。


从第二年开始,突然一年比一年人少,因为大家好像对美院的这纸文凭看淡了,没那么多人往里冲了。2008年开始,美院后门一封,二府庄时代彻底变成了后二府庄时代,也就面临着拆迁了。整个二府庄跟过去不一样了,人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不好。以前的二府庄很浮躁,到后面慢慢还有点儿深刻了,每个人都在考虑着未来,似乎以前从来没有人去想过这些事情,村里面喝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都在面临着一场很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很惧怕,一部分人又特别期待。我也就正好在这个时代夹缝中间,平稳地度过十年,房租也没涨过,一直就这2000块钱。十年前我还觉得,这些人挺黑的啊,要这么贵。但是十年过后我忽然发现,其实打平了,因为后面便宜了。


二府庄是一个温床,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藏污纳垢之地,每个人都想在这儿躺一躺、睡一睡,只不过没人洗床单。因为大家都在这一个温床上睡,所以显得关系很好。中国的艺术史、音乐史,都离不开城中村。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孤独,干这个的人都比较孤独,内心比较孤独。都在一个地方,大家就有种温暖,可能有一种家的感觉吧。因为大部分朋友是外地的,他在这儿能交友,你想,一个地方能让你消费、交友,能让你学点儿东西,必然会让你有一种归属感。也可以在这儿认识很多人,形成一个小沙龙,在这里面可以学习啊。不会弹琴,行,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个人,可以教,还省心啊。刘翔捷想办艺术平台,他就在店里坐着,等人就行了。说需要一个设计,刚说完,有人进来了,那不,设计来了。需要一个唱歌的,又来了,很方便。


虽然这是一个生意,但更多的是一个平台,今天哪个人不如意了,就来安慰你,哪个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个帮不到那个能帮到。这就是家的温暖。其实,我倒觉得是因为这么多人陪着我,要不然我在这儿待不住。一个人在一个破房子里面待上十年,我的天,还是个年轻人。在开店之前,我干的工作都很短,最长的也就干一年,家里人总觉得我什么都干不长,最后没想到这次干得长,干到现在11年。到2010年,内心的恐慌特别大,就是每天坐在那儿啊,外面人本来就很稀少,店里更没人,坐着就特别尴尬。觉得我这店特别大,以前总觉得店小,因为太空了嘛,心里就想:早点儿把它拆了,早点儿把它拆了,真不想在这儿待了,不开就不开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劝,既然都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了,就做到底吧。也好,经历了拆迁,这算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高潮,大家都过来了。


到2012年就已经说要拆了,但不知道具体时间,突然有一天过去发现村子挂了很多横幅,很多人在村外面围着,说真开始拆了,一下子就慌了。啊,真的要拆了,说只给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首先想的事情是大处理,然后给所有朋友打电话,就说店马上拆了,能拿的赶紧拿,能买的赶紧买,大家过来再聚聚。这时候就来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事,一听,就过来,慰问嘛,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EM7情结,老觉得以前在这儿住过,或者是待过。虽然二府庄这么大,但是真到了二府庄你去哪儿啊,也没地儿去,那只有去店里坐坐。你去店里一坐,二府庄的事你都知道了,你不用跑了。第一天大家帮着卖东西,因为大处理嘛,疯狂处理,第二天也是在处理,这个时候就有点儿像告别会了。朋友特别多,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经常不太见面,趁这机会大家都见面了。一直到第三天,第三天彻底就要拆了。晚上,说卸门头,赵君就拿了个机器过来拍。这就成了一个比较圆满的事情,门头第一天挂上去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一起帮着,因为门头很大啊,很沉。往下卸的时候,还是很多朋友一起,又把它卸下去,这一放一卸,就很圆满。


其实大家是共同为自己曾经的那段青春,做了一个祭奠,只是EM7变成了一个契机而已。这个时代过去了,真正的打口带时代过去了,今天以后,二府庄不复存在了,大家就各奔东西。也许,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事过去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来往了,很难再见到了,所以集体形成了当时的气场,显得很伤感。


大家都老了


从2005年开始就一步一步走下坡路,互联网不是起来了吗,对行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劝我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了,主要我还是喜欢这个,所以还想继续坚持。当时很多人都不干了,包括我们的下级批发户,从那之后我基本上变成单枪匹马。到2008年就恶化了,生意直线不行,只好靠些别的来源,比如说卖个VCD、DVD、连续剧,打口带只是附带了,主要是社会的转变,人们对摇滚的概念和要求都不一样了。2005年以前,人都多少有一点儿那种革命情怀,觉得摇滚乐是一个能热恋的东西。2005年之后,整个变成了能热身的东西,然后就成了彻底的娱乐,大家对摇滚乐已经可有可无了。。真正想要研究摇滚的人很少很少了。我就硬撑吧,靠着以前积累的这些客户,一直撑到拆迁。其实这十年正好是国家转型最快的十年,我经历了工商税取消,说是取消现在还在交。工商执照还是工商所硬给发的,嫌我这边不办照,上面来检查,算了给发一个。一开始文化局每年查,还要给人家送礼什么的,因为算是人家的一个支付点,多少得捞点儿油水嘛。后来人家都知道,你这里油水也没得捞了,到后面都没人管你了,你不倒闭就已经算可以了。为此文化局还开了一次会,把全南郊所有的唱片店、音像店的老板聚集到一个地方,请我们吃了顿饭,发了个纪念品,开了个会,然后给大家说:“这个行业还是个很好的行业,希望大家要坚持努力,共同繁荣这个市场。”因为文化局当时主要管网吧和音像店,别的也没什么可管,那时演出市场也没有完全起来,长此以往,国家就会对这个部门精简。他们也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兴盛了,他们才能更好。

西安本来是,也应该是,主打文化的一座城市,文化上不去就彻底没戏了。教育也走了下坡,文凭缩水得非常厉害,到2008年完全体现出来,真正出现了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状态。2008年开始,摆地摊的越来越多,以前是确实穷得不行的摆地摊,后面就成了一个行业。我记得九几年摆地摊,交大门口是西安市最大的摊,从交大北门一直摆到南门,整整那么一大块地方,全是地摊,但那时候集中的是下岗工人,还有就是大学生自己挣点儿零花钱。2008年那个地摊,性质已经变了,大家都自己开着车摆摊,把车往那儿一停,后备厢一拉开,全是货。


还有就是城管,城管针对打口带最严的是九几年到2000年,,因为走私。2000年之后不是走私了,变成非法出版物了,就是盗版。2008年之后变成正常商品,但是没有市场,没生意了。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发展不起来,,直到没油水,国家也就松了。中国的唱片业啊,没激情。因为没有人主导这个事情嘛,国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很多单位、很多企业都改革了,唯独这个没改革。国家有一个主要的批发部,国有企业就是缓慢、沉重,他们不懂专业,怎么发展这方面啊,给我们批发一些正版的东西,又贵又没什么内容,而打口带弥补了这些,价格便宜内容又丰富。如果国家早早就把这个行业放开,变成真正的私人企业,那就没有人卖盗版了,这个东西必须私有化,必须成为公民自己的生意。


盗版的时代最后变成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是更大的盗版,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东西可以免费看,谁都不付钱对吧。


2008年之后乐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九几年的时候乐队特别苦,没地儿排练,找农民房、出租户,老被人撵,经常都是从这个村撵到那个村,更别提演出根本挣不到钱。到了2005年,全民娱乐的时期开始了,乐队一下多了,但水准直线下降,不会弹都敢组乐队,几首歌就那么几个和弦,娱乐化时代嘛,但是他们又没什么大的发展,只是图自己开心。2008年整个经济下滑得很厉害,乐队都受影响,正好第一批人也都退了,形成了一些老皮(陕西方言,意指老一辈)阶层。因为老皮阶层增多,酒吧的辉煌时代开始了,真正的演出酒吧开始有生意做了。2008年很多人都去北京了,画画的去北京,干啥的都去北京了,西安一直就是一个基地、培训班,培养出来了就出去,全国现在多少知名的都是西安出去的。二府庄之所以能形成那么一个文化氛围,就因为它旁边是美院,美院的学生再不争气,也毕竟参与这个行业,至少对美术有一定的认知,对音乐有一定的要求,这在别的村是很难见到的,有这么多艺术人员在那儿待着,对吧。所以《华商报》当时不是给弄了一个“画家村”的称号嘛。


2008年之后酒喝得少了,原因是生意不行了,人心惶惶,都在谈论拆迁的事情,还有就是结婚。结婚后下了班急着想回家,不愿意在外面待了。过去一个人就很随便嘛,喝到几点都行,无所谓,全天24小时都不出去啊,喊一声,吃的就给送来了,吃喝拉撒都在那儿。也不用出去交流,因为朋友都往你这儿跑,就跟个办事处一样,没事就坐着,哦,今天你来了,明天他来了,就这种生活。我也不烦,无论干什么都有人陪,这点特别好。这个人毕业了,走了,还有新来的人,所以这个锅不停地在炒,不停地在往里加料,所以慢慢地,这个店就变成一锅老汤了。


2012年拆迁前就盼着那几天,但是真到那天来了,觉得,唉,我想的是人生另一个开始,终于把这一段岁月结束了,因为时间确实太长了。但似乎命运就这么决定了,时隔半年,实在是干什么都不顺,最后大家提议,还是开吧,所以现在换了个地方继续开。还是不想跟朋友们失去联系。拆迁以后,我谁都不想联系,因为我一直觉得,人家之所以跟你热乎,就是因为你开了个店,然后店没了,也就没啥交情了。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依然还惦记着,开业那天很多人从各个地方赶来,这不,现在的鳗鱼乐队的成员也是互相介绍认识的,让我想起当时的老山羊,当时撮合他们乐队的时候。这些人,时隔这么多年又是这样子。虽然说时代变了,但是有些东西不变,玩音乐、组乐队,这些事情永远不变。只是,曾经,唉,大家都变老了。


不仅仅是摇滚乐——八又二分之一酒吧


如果仅在摇滚乐的范畴中谈论,“八个半”是不可或缺的。“八个半”是西安八又二分之一酒吧的惯称,它来自费里尼的同名电影,也有人称它为“八点五”,它承载了西安摇滚乐2001年到2005年的大部分演出,曾创造了西安摇滚乐最辉煌的时代。2003年左右,纬二街公交车站对面,一家拉面馆后面的防空洞,成为“八个半”另一个演出场地,那一年也是“八个半”的黄金时代。随着外来乐队和媒体的争相传颂,“八个半”成为中国最理想的演出场地之一,同时存在的,还有西安争相成立的乐队和令所有外地乐队惊讶的观众热情。也许正因为那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年代,所以它注定了只能留在历史中。


纵观“八个半”的历史,则更偏向青春期文化,成立初期的“八个半”做着和所有青年文化相关的事情——戏剧、电影、摇滚乐。因为前两者存在时间短暂,很快消失在大众的印象中,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张玮却记忆犹新,他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讲述“八个半”的前前后后,似乎这个事情做完就和他没关系了。



未完待续...

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史 那些平凡人的英雄梦(I)

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史 那些平凡人的英雄梦(II)



后记

本文摘录于《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这本书可以算作中国首部地域摇滚史,全书近40万字,200多支乐队,100多张照片,80多张唱片,近30副珍藏海报,全景再现西安摇滚近30年发展历程。文字较多,各位囻粉可以收藏后慢慢看,希望看过这些内容后能让大家对西安摇滚乐的发展及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有所帮助



作者介绍:

锤子,超级马力乐队主唱,写作者,和周琦创办独立出版机构“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著有诗集 Bad Time for Poetry:Mr Chui (诗歌的坏年代:我的名字叫锤子)、剧作集《性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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