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了摇滚乐队的巡演大巴 正午

2023-05-18 23:00:13

毒品、性、女孩、爱情

——这些都没有!


我坐上了摇滚乐队的巡演大巴

文| 黄昕宇


1

跟随摇滚乐队大巴巡演,听起来是件很酷的事。

九月的某个下午,天气晴朗,我坐在广东中山市一个文化创意园区的停车场,等候一支摇滚乐队。一辆蓝灰色的巴士开过来,紧闭的车窗折射出金属灰,车内起哄的笑声闷不住扬了出来。一个人跳下车向我走来,巡演经理小龙说:“他们在欢迎你。”

车门拉开,乐队成员们鱼贯而出。几个年轻人穿着素色T恤和运动短裤,最后钻出车门的,是个穿黑色背心的高瘦外国人,他披着棕色的波浪长发,带一顶黑色布帽子,笑着说:“你好。”这一定是那个叫做Formol的法国VJ。

这个乐队名叫“秘密行动”。8月28日,他们从长沙开始全国巡演,36天时间, 32站演出,几乎每一天都要坐车赶路。

乐队的小伙子们叼着烟,往车下搬东西,露出胳膊和小腿上的纹身。吉他手方德顶着个蘑菇头发型,“前几站怎么样?”我随口问道。他呆了呆,说:“还可以。”

这天晚上,他们将在中山演出,巡演的第九站。这家Live House位于马路边的一个院子里,院内有面积可观的彩色涂鸦。下了车,大家四下转了转。室内灯光昏暗,冷气十足,摆着许多高脚木质圆桌,靠墙则是一溜深色的沙发卡座。

演出快要开始,乐队在休息室里安安静静地坐着。鼓手要来一打啤酒,每人分了两瓶,大家抽几口烟,灌一口酒,都懒得说话。很快,Intro的旋律响起。“就像读书的时候听到‘叮铃铃铃’,你就知道上课了。”Formol嘀咕了一句。然后他们掐了烟站起身,晃了晃膀子,转身登台。

舞台下稀稀落落地站着二十几个人。几个外国人逐渐兴奋起来,应和节拍摆动。

舞台上,乐手们没人抬头。几首歌唱完,主唱梁艺没有介绍乐队成员,只简单地感谢观众前来,说:“大家可以往前站站。”

二十几个人往舞台前凑了凑。

一个留着莫西干头的外国男人最为兴奋,用力地晃动着脑袋。唱完最后一首返场曲,梁艺迅速转身下台,钻进空荡荡的休息室,陷进一张圈椅里,点燃烟,面无表情地看向前方。

演出结束后,乐队到门口签售专辑。观众不多,很快散了。两个外国人被演出深深震撼,兴奋地用英语表达着对乐队的喜爱,但只有Formol和梁艺不时搭话。其他人坐在一旁抽烟,百无聊赖。临告别,那个莫西干头特意向鼓手袁雨丰竖起大拇指:“你的鼓太棒了,充满力量!”袁雨丰愣了一下笑了笑,没听懂。


2

这支乐队的五个小伙子都来自成都,都是在十岁左右就听到了枪花或者Beyond,正好成绩也糟糕,就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

附中是什么样的学校呢?——一半以上的同学是来混的。刚入学新生军训,到了最后一周,整个年级报到的只剩九个人,他们就在其中。翘课的理由很多,可能是“今天没洗头”,也可能是“今天天气不好,好像世界末日”。宿舍门禁形同虚设,他们可以在每天夜里从二楼垂一条床单溜下来,到网吧、夜店玩个通宵,比大学更自由。在附中,梁艺、方德、小伍和另一个鼓手为参加一次校园演出,组建了一支乐队,取名“秘密行动”。

后来他们都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在成都郊区,校区边上就是一整片几个足球场大的平房群,那是川音学生玩乐的去处,其貌不扬,但网吧、夜店、发廊一应俱全。其他同学上了大学就跟出笼鸟似地撒野,但他们几个倒收了心。

他们认为,搞乐队是一件正经事。于是梁艺他们三人犹豫了很久,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那位吸毒吸坏了脑壳的原鼓手,他被开除了。对方毫无反应,笑着说:“没事没事。”新来的鼓手就是袁雨丰,还加入了另一个吉他手段轩——如此一来,原本只是“校园联欢型”的乐队变成了正儿八经的摇滚乐队。

如今,乐队的音乐风格大概可以划归为独立摇滚加电子,听起来调性偏冷,有种阴暗的深邃感。

在中山的深夜,我们在一家路边铺子挤挤挨挨地围了一小桌,云吞、面条配着啤酒,聊起这些往事。当地小吃店非常实惠,4元一大盘的猪红菜和入味的牛腩一端上桌,一圈筷子就凑了上来。

“你为什么加入他们?他们的音乐很特别吗?”我问Formol,他负责乐队的视觉部分。

“不,那个时候他们的音乐,我只是有一点兴趣。”他给我听了乐队三四年前的旧作,我猜主唱梁艺一定想把它们销毁。难以想象短短两三年,乐队仿佛脱胎换骨了。这似乎是一支积极上进的学习型摇滚乐队。“现在哪还有枪花那种天天打架的故事啊,”方德说,“我们这些人又没有真的遇到什么苦痛打击。”

对段轩来说,难办的可能是他得多打几份工。他希望过年回家时送爸爸一套几千块钱的西装,以证明自己没瞎混,能够自立。对袁雨丰来说,难办的可能只是每天要去酒吧打几小时烂鼓听几小时烂歌。

几年前,“秘密行动”也做过巡演。梁艺做宣传,方德联系场地,小伍订票,段轩负责设备,袁雨丰打杂,分工行动。一行人奔波在火车站和旅馆之间,所有设备全靠手提肩扛。演出场地的水准也靠碰运气,Formol带着自己的投影仪,常常得扯旅馆的白床单当屏幕。撞上不专业的场地,他们在台上演出,台下还有人玩着飞镖高声说笑。六个人在路上稀里糊涂,常常手忙脚乱。有一次,他们在重庆吃着火锅喝着啤酒,全然忘记当天离开的火车,结果赔了好多路费。

但这一次,他们和“大福唱片”签了唱片约,到台湾录制了第一张专辑《LOOP》,这次的巡演也作为唱片推广的一部分,涵盖在合约中。尽管日程紧张,但是有专车,公司也联系好了场地和路线。小龙作为职业调音师的全程陪同,也保证了每场演出的质量。乐队除了演出什么都不用操心。每天有人提醒几点集合、几点出发,一切按日程走,有条不紊。

大家都挺满意的。只是这次回去,可能没什么故事可说了。

桌上的盘子吃得精光,段轩直了直身子:“我怎么觉得这回巡演,没有以前那种劲了呢。”“你拉倒吧,以前还不是直报怨。”袁雨丰说。一瓶啤酒的量很合适,让人松弛而不醉。我们干完瓶中的酒,结账走人。



3

在法语里,Formol是福尔马林的意思,他给自己起这个名字,说是喜欢福尔马林长久保存的功能。Formol瘦高个,眉目深邃,黑色布帽子下是圈住脖子的大耳麦,棕色的波浪长发被耳麦压住,妥帖地垂下来。

八年前,他大学毕业,从法国跑到四川音乐学院教语言。那天他下了飞机,晕头转向坐上一辆出租,车窗外街景渐渐荒凉,他很紧张,又不会中文,慌得把怀里的背包抓得更紧。车出了市区,一连串拆毁的残破房子闯进视野,他吓懵了,失控地喊叫撞门。出租车最终在川音位于成都郊外的新校区停下,接他的人正等在车外。

后来他才知道中国到处是拆迁中的房子,城市已经不够用了,现代化的大学新校区、豪华商品房、办公楼往郊外蔓延开去,把乡下复制成新的城市。

在川音,Formol开了一家名字古怪的小酒吧,叫“牙半厘”,放偏门音乐。有一天梁艺来了,被店里音乐勾起了兴致,两人就聊到了一块。梁艺带来了其他人,乐队在小酒吧里演出了一次,他主动担任VJ。随后,Formol就正式加入了乐队。他给乐队推荐各式冷僻的音乐,帮梁艺完善英文歌词。更主要的工作,是为音乐拍摄影像。

“秘密行动”有首歌叫《No Replay》。影像里有个表情痛苦的挖土小人——Formol走到哪儿都带着他。那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一条胳膊张开,另一只手捂住胸口,Formol在法国的一个垃圾桶里捡到了他。“你看这里。”他把塑料人递过来,指指它的背部——有一个窟窿。“他中弹啦!”我说。Formol用力点了点头:“对,所以他的脸才这样。”《No Replay》讲的是人将死未死时的状态,正是这个中弹男人的定格时刻。

他喜欢的另一个小玩具是一只丑陋的孙悟空,神色惊恐。他在四川一个儿童玩具摊上买到了这个恐怖的丑东西。他把这张惊恐的猴脸涂鸦在成都一个楼顶的大门框里,就像一个人透过孔隙,惊惶地偷窥这个城市。

Formol和我说起这些时,我们已在东莞。从旅馆走到酒吧,一路都是劲爆金曲,方德和袁雨丰崩溃地捂上耳朵。东莞如今已经很无趣了——有人用微信摇一摇搜索“附近的人”,自己人占了大半。这是第十站,巡演刚过三分之一。



4

“秘密行动”的摇滚巴士,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摇滚。出发之前,他们告诉我是一辆大众T1,挺有范儿的一款车。到了现场一看,变成了一辆蓝灰色的江铃全顺,低调实用——的确变成了秘密行动。车后窗的灰尘上,梁艺手写了两个大字:“Gay Car”。车上十人除了我,都是男的,直男。

在巴士上,琴、效果器、音响、鼓,塞满了很大一块空间。驾驶座的司机鱼师傅经常担心出发太迟,会导致超速扣分,副驾驶坐着更加操心的黄师傅,他和小龙一起把握行程,负责提醒大家时间和路程,总害怕这帮小鬼造大了,影响休息,或耽误演出。

车上没有音乐。大家驾着脚,把头歪在颈椎枕上,专心致志地看车载电视里放的周星驰,大小包袱都有人笑几声。直到第二天,两部《鹿鼎记》都放完了,韦小宝又变成了《逃学威龙》里的周星星,我才发现这是一碟周星驰合集。

几天前,当我知道可以坐上一支摇滚乐队的巡演巴士后,毫无意外地,身边许多人想起了一部电影《几近成名》。电影讲的是一个年轻记者跟随摇滚乐队长途大巴巡演的故事。又蠢又放纵的摇滚乐手们一路上搞出不少事,还有好看的姑娘相随——所谓“骨肉皮”。出发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电影,在小本子的最后几页记下了关键词句——“毒品、性、女孩、爱情”。

但电影就是电影。

从东莞到泉州有700公里,十小时车程,但这是难得没有演出的一天。漫长的路上没人说话,有人刷着手机,偶尔拍一拍路上的云。我点着脑袋打瞌睡,几次被周星驰“哈-蛤蛤蛤”的夸张浪笑吵醒。

“到底为什么一路都在看周星驰,听个音乐什么的不行吗?”有一天,我忍不住了。贝斯小伍略一思忖,说:“可能对我们来说,听音乐不能放松。”

Formol在车上从不睡觉,也不刷手机(他觉得朋友圈会杀时间,让人变得更无聊)。开夜车时,他架一块木板在腿上,掏出一副法国扑克,打着手机光,洗牌,发牌,自己跟自己玩了好几轮。

“鱼师傅,还有多远?”有人忍不住问。过了一会儿,车在长途站停下,大家下车抽烟尿尿。“鱼师傅,还有多久?”又有人问。

下午,车进汕尾,窗外远远出现沙滩和海。所有人大呼小叫,车在海边停了下来。一下车,咸味的海风扑面,吹得人心情爽朗。一伙人径直冲下海扑腾,来回丢着Formol的红色塑料球。

突然一阵急促哨声响起,我们扭头一看,Formol已经游远,整片海滩的巡防员都赶来了,在沙滩上慌张地吹哨呼叫。我望着他已经缩得很小的身影,兀自在海面起伏,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往回游。巡防员们怒气冲冲地围上去,没好气地训他,有人憋着劲想英文,一个一个单词往外蹦。Formol自顾自向前走着,两手在胸前乱比划,装成聋哑人。骂骂咧咧的巡防员无计可施,渐渐散去。Formol继续走着,淡淡地吐出两个字:“傻逼。”



5

尽管已经见识过两站格调足够高的Live House,泉州的场地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像之前所有的场地一样,泉州的这个演出场地,依然在一个文化创意园里。沿步行道走进去,两侧都是酒吧和餐厅,摇滚和文化元素运用得直接而铺张。墙上贴着许多熟面孔:列侬、科特·柯本、娄·里德、吉姆·莫里森……当然还有崔健。走上二楼,迎面就是一面白墙,墙上用黑色的字体印着博尔赫斯的《1964》。

晚上,整条街沉浸在啤酒节的热闹氛围里。步行街灯光闪耀,摆满了露天桌椅。Live House里,秘密行动的演奏却营造出一种阴郁躁动的气氛。不大的场地,观众几乎满了,跟着节奏晃着头、摆着肩,在一首歌结束后高举酒瓶欢呼。

演出结束,几个朋友来邀酒,小龙、梁艺和段轩先行回去休息,其他人愉快地应了邀请。先是啤酒喝了个尽兴,然后是金门高粱。凌晨三点,他们全喝挂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车已经停在酒店门口。电梯门打开,小伙子们推着行李箱,趿拉着人字拖,慢腾腾地走出来。

他们走出大堂大门,楼外空气温热,马路喧闹。人没到齐,先下来的人把行李箱放到了车上,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坐成一排。在阴影里,他们沉默地坐着。有人戴着墨镜,有人抱着膝盖埋下头,有人支着下巴,呆望着阴影之外马路上刺眼的阳光。

最后一个人也下来了,拉开车门,大家一一低头钻进车里,扶着椅背跨过乱堆着的包、纸箱和瓶子,坐进各自座位。

关上车门,引擎发动,周星驰的笑声又响起来。巴士掉头驶出阴影,汇入马路上的车潮中。窗外白晃晃的,路边的刺桐一棵一棵向后退出视野,逐渐模糊。车子向南,奔厦门开去。

跟随摇滚乐队大巴巡演,是件很酷的事——嗯,只是听起来很酷。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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