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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盖乐队: 中国最棒的民族摇滚乐队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 2020-09-15 11:49:42

杭盖乐队。图/受访者提供


在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上,杭盖乐队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蹿红”。他们的形象和音乐都距离主流商业音乐太远,但他们却得到了媒体评审团和导师刘欢的高度称道。这支在国外音乐节上成名已久的乐队,在中国,正在迎来与主流市场最接近的时刻。


杭盖乐队:草尖上的重金属


《中国新闻周刊》 文|陈涛

(本文刊登在第698期中国新闻周刊)


面对舞台上这支蒙古乐队,导师们目瞪口呆。副歌刚结束,刘欢就直接推了杆,羽泉叫出了这支乐队的名字,“杭盖!”他们喊道。蔡健雅一直念叨,“我的下巴掉在地上还没拾起来。”


表演结束后,胡海泉站起来向周华健介绍道,“杭盖乐队,中国最棒的民族摇滚乐队之一。(我)难以压抑自己的激动之情,没想到你们会来。”


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杭盖乐队终于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并且一直走到了刘欢组的第一名,进入年度《中国好歌曲》最后一场总决赛。而他们在另一档真人秀节目《造梦者》上也引发了导师们的争抢,最后加入了姜文的阵营。


“这种影响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杭盖乐队的队长伊立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有点赶上了,先是和吉克隽逸一起参加了央视的《梦想星搭档》。公司这边说,反正都上了一个节目,把其他几个节目也做了吧。”


对于公众来说,杭盖其实是一支极为陌生的乐队,即使他们在摇滚圈早已名声斐然,甚至应邀国际各大音乐节作为压轴出场。


“通过汲取、融合、发展不同地区的蒙古传统音乐,杭盖正在从最现代的一端迈向最古老的一端,而对经过了长时间摇滚乐和地下文化磨练的他们来说,这两个极点之间的距离,或许是最近的。”早在2006年,乐评人颜峻在《中国摇滚手册》中这样写到。


“做姿态很容易,真正做事很难”


“其实去三个人,我都觉得挺欺负人了。”杭盖乐队的经纪人胡子开玩笑地说。这支乐队的完整班底是七人。队长伊立奇解释,“《中国好歌曲》要求主唱上台就可以了,所以上了3个人。”事实上,这支7人乐队是多主唱配置,每个人也会多种乐器。


《中国好歌曲》今年独创的“24小时极限创作”阶段,乐队成员写了一首《轮回》,这首歌已经超越了“去年”这个原本的命题而上升到更广阔甚至具有哲学意味的高度。现场乐评团的投票让他们夺得了刘欢组的第一名。


“直到他们表演前,我们其他队员才听到这首歌,就是完全现场创作的。”伊立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要往这个体系里走,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乐迷。我的朋友们还蛮期待所谓的小众音乐和娱乐节目的碰撞,包括赵牧阳、马条他们也来到这个舞台。”


摇滚乐上娱乐节目,在今年已经是新趋势。这些乐手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走上电视意味着被“招安”。杭盖乐队的经纪人胡子觉得,“批评或反抗,做这样的姿态很容易,它只是一个行为。而我们在做的音乐,不想定义对错,只是给大众提供更多的音乐选择。”


在这次被公众广泛关注之前,这支成立于2004年的乐队也经历了各种变化,尤其是人员的进出。比如马头琴手胡格吉乐图,在2009年时从乐队离开又组建了另一支蒙古乐队阿基耐。曾经舌头乐队的鼓手李旦和贝斯手吴俊德也加入过杭盖,后来又退出。“李旦在2011年才退出,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结婚了,想换一种更安定的生活,去上班了。”伊立奇说。


而如今的吉他手兼主唱胜利、贝斯手钮鑫此前是呼和浩特一支名为“车轮”乐队的成员。其他几名乐队成员也分别曾在别的乐队担任主唱和乐手。也是近几年才纷纷加入了杭盖。“等于我们是四个乐队的主唱,说起来比较混乱,但最终还是相聚在北京。”伊立奇回忆说。他们各自曾经的乐队甚至同时出现在2005年格根塔拉草原音乐节上,只是当时还互不相识。


2006年时,伊立奇和胡日查是在魏公村的蒙餐厅喝酒认识的。“我就问老胡你在北京干吗呢?他说在帮一个哥们制作专辑什么的。我就说,那没事的时候咱就一块儿玩吧。”伊立奇回忆,次年胡日查就加入了杭盖。


这些年,演出对杭盖来说已是常态,“基本上做完一张唱片,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推广和巡演,很消耗体力。”伊立奇说。


他们参加过的音乐节都很大牌,比如综合类的音乐节匈牙利的Seiget、丹麦的Roskilde等,甚至世界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Wacken(德国)也有杭盖的压轴演出。在2008年底,杭盖签约“世界节拍”(EarthBeat),后者全面负责杭盖在海外的演出经纪。其实,杭盖早已创造了一项纪录,“在海外演出场次最多的中国乐队”,目前已有近400场。而今年的演出已经排到了8月份。


对于《中国好声音》《造梦者》这样的舞台,杭盖乐队只是出现于舞台之初显得有些突兀,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对这类场面早就驾轻就熟。“我们的音乐没有直接的批判,其实直接批判改变不了什么问题。”伊立奇说,“现在很多住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会觉得,蒙古文化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杭盖把蒙古文化带到了这个时代,也带到了主流媒体上。比如我们有一首歌叫《托尔金山》,这个山已经消失了,被挖没了,但它还留在歌里。”


“之前铺垫的东西很重要”


“这是个180度的转弯,一支重金属说唱乐队变成了蒙古民族乐队。”乐评人李皖在2010年评论杭盖当时的专辑《远走的人》时说,“10支曲目全部是蒙古民歌,原汁原味,歌唱语言也采用蒙古语。”


“其实摇滚乐和传统音乐对我的影响一直都存在,我们其他乐手也都是类似的情况。”伊立奇说,“听音乐这块儿,我跟大家也差不多,都是从听Garage(车库摇滚)、Metal(重金属)开始。”


12岁时,伊立奇随家人从蒙古搬到了北京。当时他姐姐伊丽娜在五道口卖打口磁带,每天回家都播放各种国外摇滚乐。上世纪90年代末,王悦和伊丽娜等人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全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而伊立奇也和徐京晨等人组建了重金属乐队T9。


“那段时间在北京形成了一阵说唱金属的潮流。”伊立奇回忆说,当时还有痛仰、扭机、CMCB、夜叉、黑九月等一波这样的金属乐队,而且大部分是在迷笛音乐学校学音乐,并住在树村。T9、痛仰、微乐队在树村租了个地下室,合用这个租金不过两三百元一个月的地方排练。当时独立厂牌“嚎叫唱片”签约了树村早期的很多独立乐队,他们曾给T9发行过一张唱片《请修理》。


那段时间,T9乐队活跃在各种livehouse的演出中,只是和主流媒体无缘。有一天,伊立奇对徐京晨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在照抄,模仿国外的金属乐。”他们甚至想把乐队做成像滚石乐队那种感觉,也试过Funk(放克)风格。那个时候,每年夏天,乐队经常去内蒙古的牧区采风,“草原特别深的地方,快中蒙边界了。”


后来取名“杭盖”,意为完美的大草原。“我们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草原夏季很美的场景,其实那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大部分是很恶劣的自然环境,春秋的沙尘暴,冬天的暴风雪,全年的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后来在北京成长的伊立奇,普通话是队友里最标准的,而胡日查、巴图巴根、胜利等人是说蒙语长大的,普通话表达并不熟稔。


“当时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唱民歌。一个哥们跟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唱自己民族的歌比较适合’。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伊立奇说。2004年时,蒙古族人伊立奇和汉人徐京晨真的做了一支蒙古族乐队,T9从此更名为“杭盖”。


正如乐评人颜峻所说,这是一支经历了地下摇滚磨练的乐队。“其实做音乐,之前铺垫的东西很重要,如果这些乐手没有做摇滚乐的背景,可能也很难呈现出现在杭盖的音乐形式,也许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产生。”伊立奇说。


这个摸索的阶段并不短,“从2004年到2007年,甚至到2008年我们都在摸索方向。”都是做乐队出身,在传统的吉他、贝斯、鼓这“三大件”上,加上个马头琴,但后来又发现这种做法完全是西方音乐体系,跟东方民乐有着本质的区别。非常实际的是,贝斯基本上在五声音阶里走,但加上马头琴的伴音,“能感觉到像是蒙古族音乐,但作料不太对劲”。


再后来,杭盖有一段时间全部用民族乐器,并收集民歌排练和演出,然后再加入吉他、贝斯和打击乐,如此做了几十首歌。在2007年发行同名专辑时,这支乐队已经开始走向民族音乐为主的风格。


伊立奇说,“蒙古族的音乐,存在原始的力量,一方面是崇尚自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的抗争。后者跟摇滚也是一致的,有摇滚的气质。我们在国外演出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音乐把民族音乐和摇滚乐结合得特别好。”这也是刘欢最看重这支乐队的地方,“杭盖的出现是这届《中国好歌曲》给我最大的惊喜。”他这样评价。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如今的杭盖乐队的风格,已经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短语框定。或许,这正是他们想要抵达的状态。


“平时巡演比这累多了”


“就是不想分得那么清楚,什么独立不独立,主流不主流。”在杭盖的经纪人胡子看来,这支乐队有敬业精神,并且都是高度职业化的音乐人,乐队的管理甚至有着半军事化的色彩,比如排练不允许迟到,不然罚款。


“这段时间录了这么多娱乐节目,这对杭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平时的巡演比这累多了。”胡子说。这或许跟队长伊立奇曾经在机场的机务大队工作有关。“机务大队过去属于民航航空兵,有点军队的感觉,和同事们也像战友一样。”伊立奇回忆。


“我觉得大部分乐队都不太可能靠做音乐养活自己。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全职做杭盖了,主要收入靠演出。”伊立奇说,“在树村那个时代,生活比较简单,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当时物价、房租都比较低。”曾经的树村,如今已经修建了小区,通了地铁,有了公交、医院,乐手们早已搬了出来。


此前,伊立奇在机场上了11年的班,直到2010年才辞职。他的主要工作是电子设备、电器的安全检查和修理。“上班跟去美国的时差差不多。白班、夜班再白班地倒来倒去。”伊立奇回忆说,“有时下夜班也不睡觉,开始去排练,比较透支身体。”


同事们也都知道伊立奇在做乐队,甚至还经常关注。这段时间杭盖频上电视,“单位领导还给我发了信息。”这个生于1980年代初喜欢戴着鸭舌帽的乐手笑着说,“其实对机场那边的工作和同事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从读技校时就去实习,开始是当徒弟,后来我也带徒弟,辞职后我的徒弟都带徒弟了。”


乐队的其他成员此前也有过其他工作的经历。比如巴图巴根刚来北京时还在饭馆传过菜,多年之后还特意回那餐厅看了看,以前的员工都换了。而鼓手艾伦是个科班出身的歌剧演员,曾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任职。后来,杭盖乐队在意大利的一次演出时,观众要求返场几次,最后艾伦上去唱了首《我的太阳》,下面的观众很吃惊,一个摇滚乐队里面还有个唱歌剧的。


胡日查是乐队中唯一一个不常驻北京的乐手,他是青海德令哈市一个艺术团的团长,只要有时间他都回青海。


“反正做这个很不容易,有时候大家所想的,跟最后的结果都会有差距。”伊立奇说,“从死磕的年代走过来,中间经历了很多,现在也稳定下来了。后来有人把摇滚乐时尚化,这更趋于流行,也更被大众认知了。”无论是上节目,还是参加音乐节,杭盖都会以蒙古民族服装的打扮出现,而且几乎都是用蒙语演唱。


据经纪人胡子说,杭盖的歌曲储备量很大,今年还可能发行新专辑,专辑的制作仍然找了国外最顶尖、最大牌的制作人,这次选的是著名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Floyd)的制作人BobEzrin。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民族音乐的发展有两条路途。一条是采风、搜集之路,将民间老艺人的绝活予以文献整理、录音留存;一条是继承、创作之路,新一代人继承民间传统,以时新形式予以再造,使之重新成为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李皖如此评说民族音乐,而杭盖显然属于后者。


只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一阵选秀节目的热闹过后,这支有着异域情调、个性十足的乐队,是否还能让大众长久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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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698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2015年3月5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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